那道防線崩塌的那天，辦公室外的天空灰得像是一張浸透了墨水的濾紙。
下午三點，正是人最疲倦也最脆弱的時刻。老闆辦公室那扇沉重的木門被狠狠甩開，她被叫了進去。整整半個小時，隔著那道並不隔音的牆，我聽見老闆狂躁的咆哮，那些關於「績效」、「態度」與「忠誠度」的字眼，像是一枚枚沉重的鈍器，隔著牆壁悶響，卻精準地砸在我的神經上。
我坐在位子上，手心全是冷汗。我瘋狂地在鍵盤上敲字，傳了一連串關心的訊息，但她的手機放在桌上，螢幕一次次亮起又熄滅，始終沒有回應。當她終於走出來時，整間辦公室靜得連一根針掉地上都聽得到。她沒有哭，沒有歇斯底里，甚至連平時那種憤怒的諷刺都消失了。她的眼神冷得像是一潭結了厚冰的死水——那是一種徹底死心、決定放棄抵抗的表情。她沒有看我，只是靜靜地坐回位子，手指機械式地滑動滑鼠，像是在進行一場與自己無關的葬禮。
下班後，秋夜的冷風將路燈的影子拉得極長，顯得單薄而破碎。她走得很慢，腳步聲在空曠的街道上迴盪。
「這地方沒救了。」她忽然停下腳步，聲音平靜得讓人恐懼，「每一塊磚、每一個座位、每一個虛偽的笑臉，連這裡的空氣都讓我窒息。我覺得自己再待下去，就會變成那種我最看不起的怪物。」
「我懂，我真的懂。」
我急切地想伸手拍拍她的肩，想給她一點支撐，手卻在半空中僵住。我發現，在這種極致的絕望面前，我那些廉價的安慰顯得如此無力。我只能笨拙地說：「再撐一下，等這波忙完，我們去吃那家火鍋。我請客。那天不准提公司，不准提老闆，只聊我們自己。好嗎？」
她轉過頭看著我，那種眼神裡藏著我當時讀不懂的複雜情感。那不是感動，而是一種深刻的、帶著痛感的道別，像是在看著一個即將被她遺忘在舊世界的殘影。
她最終輕輕點了點頭，下意識地抓緊包包的背帶，力道大到指關節發白：「好。下次一起吃飯。你要記得欠我一頓大餐。」
那句「下次」，成了我們之間最後的謊言，也是她為這場逃亡準備的障眼法。
隔天早上，當我提著兩份早餐踏進辦公室時，看見的是一張乾淨得過分的桌面。沒有了她的咖啡杯，沒有了那些可愛的貼紙，也沒有了那種熟悉的氣息。群組顯示「某某某已退出」。
我顫抖著手打字：「妳真的走了？怎麼沒跟我說一聲？」 送出。 沒有顯示傳送時間，沒有藍色勾號。 她的頭貼，瞬間變成了一片慘白的空白。
那一瞬間，我聽見心裡某個地方，清楚地發出碎裂的聲響。原來，她對這間公司的恨，強烈到必須實施「焦土政策」——她要燒毀所有與這裡有關的連結，不留任何活口，不留任何眷戀。而我，儘管曾與她並肩作戰，儘管曾是那段黑暗日子裡唯一的溫暖，終究還是被當成了那座監獄的一部份，被她一起切除、掩埋。
我看著那張空蕩蕩的椅子，陽光照在上面，顯得冷清而荒謬。這場為期四個月的職場游擊戰，她成功突圍，奔向自由；而我，卻像是被遺忘在戰壕裡的逃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