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十月一個潮濕的夜晚，在巴黎濕滑的石板路上，細雨下得像是一層薄薄的霧，覆蓋在城市的皮膚上，彷彿是誰的思緒，在時間裡散開，阿爾貝·加繆（Camus）坐在一家名為「L’absurde」的小咖啡館裡，黑咖啡放在桌邊，他的指尖在杯沿上畫著圈，有人說，那是他心中的《異鄉人》在繞圈；也有人說，那是《鼠疫》裡的瘟疫正在潛伏。
他描述起莫梭，那個在陽光下殺了阿拉伯人的男人，沒有理由，也沒有悔意，單純因為陽光太刺眼、世界太無聊、生命太真實，那時的他，相信誠實地承認「一切無意義」，就是人類最後的尊嚴。後來他又寫下了里厄醫生的故事，那個在瘟疫之城裡救人的醫生，夜裡與屍體擦肩而過，手裡的手術刀像一枚細長的信念，但信奉荒誕主義的加謬，既然相信著世界豪無意義，為什麼還要救人？這問題就像雨滴一樣，打在窗上，滑下，然後蒸發。
關於莫梭、里厄醫生與荒誕主義那顆共同的石頭加繆心裡那道巨大的裂痕，像是被閃電劈開的古樹，一邊是《異鄉人》裡的莫梭，那個在陽光下因為太陽太刺眼而開槍殺人的男人，他冷漠地看著世界，因為世界本來就沒有意義；另一邊卻是《鼠疫》裡的里厄醫生，那個在充滿死亡氣息的街道上，沒日沒夜搶救病人的聖徒。
這就像是試圖將水銀和油混合在一起，讓人忍不住會問：既然莫梭已經告訴我們，世界是一場沒有劇本的荒謬鬧劇，沒有邏輯，也沒有神，那為什麼里厄醫生還要那麼拼命？這難道不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徒勞嗎？這跟那些為了積累功德、為了死後能拿到一張通往天堂的頭等艙船票的宗教信徒，到底有什麼兩樣？
「因為，」加謬在心裡回答，「我不信天堂，也不信審判。我只相信這一刻，痛苦就是真實。」他不是在救靈魂，也不是在祈求來世的報償，里厄醫生救人，只是因為有人在受苦；不是為了功德，不是為了感化，而是為了不讓荒謬贏。他推動那顆名為「責任」的石頭，不是因為它能留在山頂，而是因為他拒絕讓它碾過任何人。在《異鄉人》裡，反抗是孤獨的；在《鼠疫》裡，反抗成了一種連結，「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咖啡館的門被風吹開，一陣寒冷的風捲進來，牆上那盞老舊的吊燈微微晃動，加謬低聲說：「有時候，我們點燃火柴，並不是為了照亮黑暗，而是為了告訴彼此，我們還沒屈服，我們只是誠實地活下去。」
「誠實」，這是《鼠疫》裡的關鍵詞。
當別人問里厄為什麼不休息、為什麼不逃走時，他說：「因為我是醫生，治病是我的工作。這和英雄主義無關。」他不宣教，也不審判。
宗教會說：「讓世界充滿慈悲的愛。」里厄只是說：「這裡有人病了，我該去。」這是沒有光環的善意，沒有希望的堅持。
他終於明白：
當石頭變得太重，沒有人能獨自推上山，我們只能一起，一起推動岩石，哪怕它最後還是滾下來，這不是宗教的「光明」，也不是哲學的「真理」，這只是一群知道天永遠不會亮的人，仍然選擇點燃一根火柴，證明我們還在這裡，我們還有身而為人的尊嚴。
在加繆手裡咖啡的琥珀色光澤裡，與宗教團體有著三個微小的、卻決定性的差異，它們像是沈在杯底的冰塊，冷冽而清晰。
關於動機：有尊嚴的活在天堂不存在的當下
有些宗教團體：比如那些穿著整齊制服、敲著門傳遞福音的人，他們的口袋裡通常裝著一個叫做「意義」的指南針，他們救人，是因為相信指南針指向北方，指向一個叫做「來世」或「天堂」的終點站，這是一場精確的交易：投入善行，產出福報，他們相信，只要這麼做，世界的拼圖最終會拼出一幅完美的畫。
但里厄醫生不一樣，他的口袋是空的，他救人，恰恰是因為他不相信有天堂，正如他那句冷得像手術刀一樣的話：「如果我相信全能的上帝，我就會停止治病，讓上帝去管。」他推那塊石頭，不是因為石頭推上去之後會停在山頂（他知道石頭一定會滾下來），也不是為了感化那塊石頭，他行動，是因為此時此刻，有人在他面前痛苦地喘息。
因為沒有來世，所以這一次的呼吸就是全部！瘟疫那巨大的荒謬遲早會捲土重來，所以現在的抵抗才顯得如此珍貴， 他不是想贏，他只是不想在荒謬面前低頭認輸；這不是為了拯救靈魂，而是為了保持一種「挺胸」的尊嚴。
關於態度：神聖的光環與誠實的螺絲釘
有些宗教團體，像是剛洗好的床單般潔白，一種參著漂白劑的味道，帶著一種隱約的道德優越感：「加入我們吧！世界會充滿愛！不要自私的懷有慈悲心吧！我們需要幫助他人！」那是一種對意義的強行賦予。
如果你仔細聽《鼠疫》裡的聲音，你會發現里厄醫生的聲音很低，很平，像是在談論天氣。
這裡有一個關鍵詞，叫做「誠實」，當人們試圖把英雄主義的桂冠戴在他頭上時，他輕輕撥開了，里厄醫生看著病人說：「你病了，我是醫生，所以我治病。」他會說這無關英雄，這只是誠實。
「什麼是誠實？」里厄醫生沒有要兜售意義，也沒有要說服你去愛全人類， 「在我的情況下，誠實就是做好我的本職工作。」就只是這樣而已，像是一個修車師傅在修一輛註定會報廢的車，它只是一種防守，當荒謬像洪水一樣湧來，試圖把人類還原成一堆無名的蟲蟻時，他堅持要把人當作「人」來看待，這不是擴張型的傳教，而是死守住最後一道防線的沉默職守。
關於轉變：從孤獨的死囚到牢房裡的共犯
《異鄉人》是加繆的第一次覺醒，故事裡的主角莫梭，像是一個站在無人島上的魯賓遜，獨自面對宇宙的冷漠，那是一種個人的、孤傲的反抗；但到了《鼠疫》，加繆發現了一件事：當納粹的皮靴聲（或瘟疫的腳步聲）逼近時，一個人的反抗是脆弱的，如果你只是獨自坐在那裡嘲笑世界的無意義，荒謬就會把你抓走，像捏死一隻螞蟻一樣捏死你。
這時候，西西弗斯不能再是一個人了。
於是，加繆修改了他的哲學路標：「我反抗，故我們存在。」這邏輯聽起來有點悲傷，卻又無比溫暖： 是的，世界確實沒有意義，我們都是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困在這個沒有出口的監獄裡， 但也正因為我們都背負著同樣的絕望，正因為我們最終都會死，我們才產生了一種深層的連結；這不是「萬物一體」那種靈性的光輝，這更像是在死刑執行前的最後一夜，囚犯們在黑暗中互相遞送一根香煙， 既然都要死，那我們能不能在活著的時候，互相照顧一下？不要讓那個叫做「瘟疫」或「暴政」的獄卒覺得我們太卑屈？
結尾：黑暗中的一根火柴
所以，為什麼不就好好的一個人推石頭上山呢？
加繆在雨夜裡給了我們最後的答案：因為那塊石頭變重了，它變成了整座城市，壓在了我們所有人的背上。 如果你只顧自己推，你就會被壓碎，或者更糟：你會變成那塊石頭的一部分，去壓碎別人。
所謂對參與公眾事宜的「重啟對話窗口」，在這裡並不是去擁抱一個宏大的意義，它更像是在尊重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下，在暴風雨中建立一個微小的防護網。這與宗教的慈悲為懷不一樣，宗教相信光，所以他們傳播光，期待天亮；荒謬主義則堅信周圍全是黑暗，而且永遠不會天亮， 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手拉著手，擦亮一根火柴；那根火柴微弱得可憐，它擋不住無邊無際的黑夜，也改變不了世界運轉的軌道，但點燃它這個動作本身，證明了我們沒有屈服於黑暗。
里厄醫生站在窗前，看著那座剛從瘟疫中甦醒、卻隨時可能再次睡去的城市，他關心公共議題，不是因為他熱血，也不是因為他神聖， 他只是想在那荒謬的虛無裡，替我們保住最後一點，生而為人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