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們說到，「梅長蘇」的歷史原型，白袍魔ㄊ——我是說白袍將軍陳慶之北伐的故事。
陳慶之戰績令人炫目，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的是，這趟北伐至少在表面上，主角不是陳慶之。他們有個充當大義名分的吉祥物：北海王元顥。
在南方史書中，北海王元顥總是被當成反派人物，是陳慶之北伐失敗的直接原因。陳慶之的南梁軍趁北魏大亂，把元顥送到洛陽稱帝，但他「荒於酒色，不復視事」，還打算背叛南梁。似乎不是什麼好東西。
只是，史書都有立場。
對北方史書來說，元顥是叛賊，南方史書更有十二分理由，把元顥說成戰犯。有這麼好用的背鍋俠，自然要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如果，我們排除掉史書中對元顥的形容詞，帶點假設性的善意，去僅去分析元顥的行為邏輯的話，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陳慶之北伐，發生在北魏六鎮之亂的末期。
在北魏亂成一團糨糊的時刻，即使貴為宗室，也是自身難保。一部份北魏宗室就選擇帶土地、兵甲投降南梁，以求避禍。
北海王元顥也是其中一位，不過，元顥只帶了非常少量的部曲和家人投奔南方，在帶投大哥之中，也是比較弱的那類型。
史書上說，元顥力勸南梁皇帝蕭衍，派兵協助他復國，並願意臣服南梁，然後蕭衍覺得他言詞壯烈，深為之感動——
如果我們從比較務實的角度去想，恐怕是蕭衍一眼就看穿，元顥「是北魏封王宗室、但實力很弱小」的背景，挺好操控的。
於是南梁派遣大將陳慶之，率領七千名白袍軍精銳，帶著北海王元顥進軍洛陽。
這場北伐，即使元顥個人最開始有什麼雄心壯志，恐怕沒過多久他就明白，根本是災難中的災難。
昨天就已談到，陳慶之白袍軍兇殘無比，經常性屠城，燒殺擄掠。北魏從上到下都恨透了這支軍隊。
而作為這支軍隊的大旗，北海王元顥既要負擔陳慶之行為的政治責任，個人實權卻是零，
元顥所統兵將，應該是個人部曲和新收的北魏降兵。而軍隊真正的主力恐怕都是陳慶之的南兵，他又能怎樣。
所以，陳慶之的行為，很直接地就把元顥的政治聲望摧毀殆盡。
當元顥進洛陽稱帝以後，北史說他：
「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又酷儉，公私不安。」
看起來好像很糟糕的人，但反過來想，元顥大概只是空有皇帝的頭銜，他既管不住「所統南兵」，也無能阻止有人借用他的名字仗勢欺人，啥也幹不了，當然只能「日夜縱酒」，等末日來臨。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元顥秘密計畫，要背叛南梁自立。
當時，局面恐怕是相當緊張的。
一方面，元顥既軟性勸說陳慶之不要離開洛陽，也設法不讓南梁增兵。看起來蠻可能是打算找個機會在洛陽設計宰掉陳慶之，然後引發洛陽人民的眾怒，殺掉他的七千白袍軍。
另一方面，陳慶之有部下馬佛念勸他「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殺掉元顥，自立為王。
就在雙方於洛陽城僵持不下，難有下一步決定時，北魏權臣爾朱榮大軍集結完成，陳慶之寡不敵眾，終於還是敗出洛陽，打到最後，不得不化裝成和尚，狼狽地逃回江南。
另一方面，元顥的部隊也被輕易擊敗，元顥走崎嶇小路逃命，但最後跑到臨潁縣，卻被縣卒斬殺。
當元顥還在北魏任職的時候，雖然也有缺點，但卻「少慷慨，有壯氣」並且「頻破賊，解豳、華之圍」，並非全然的無能之輩。
但在陳慶之北伐事件中，拍板定案的是蕭衍，實際執行人是陳慶之。元顥就算有什麼雄心與才能，也難以施展。
他只能眼睜睜看名義上的「所統南兵」，到處打家劫舍，屠戮鄉里。並在死後，背上一切罪名的十字架。
南北正史對元顥的評價都很低，而皇家拓跋／元氏，恐怕實際上對這位北海王，是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北魏最後一代皇帝孝武帝之時，正史中的「僭位者元顥」，追贈太師、大司馬。
一千多年後，人們挖掘出了北海王元顥的墳墓。元顥的墓誌銘上，寫滿了對這位僭位者的溢美之詞。
墓誌銘肯定是要隱惡揚善，但北方政權，卻允許元顥妥善下葬、建築貴族樣式的墳墓，為他留下這面墓誌銘。
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在表達一種態度，並為這位正史中的「僭位者」，留下一個屬於自己版本的故事吧……
「……公仰鼎命之至重，瞻此座之可惜，總眾百越，來赴三川。而金縢未刊，流言競起，兵次牢洛，輿輦北巡。既宗廟無主，而雄圖當就，得不暫假尊號，奉祭臨師。覬當除君側以謝時，復明辟而歸老，此志未從，奄隨物化。以永安三年七月廿一日薨於穎川臨穎縣，時年卅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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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魏收，《魏書》
李延壽，《南史》
李延壽，《北史》
姚思廉，《梁書》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圖片：瑯琊榜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