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小燈泡事件中，媽媽的角色

我還記得2012年，在新聞上看到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男童在家裡附近的湯姆熊被殺；2014年，我坐在國中附近的麵店吃晚餐，電視播報著數小時前才剛發生的鄭捷案，就發生在二阿姨居所附近的板南線江子翠站；2016年，四歲女童小燈泡在母親面前被殘殺，記得當時新聞是這樣描述的：「小燈泡當場頭身分離、倒地死亡。」

我想你跟我一樣難以閱讀這樣隨機殺人的個案吧，儘管不是親屬，更不在現場，卻同樣能從報導文字中確確實實地感受到兇手的殘惡，直至今日難以忘懷。

我還記得那天，小燈泡媽媽出來講話時的堅毅，從自己懂事以來，倒是第一次見到。若事發於我，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同樣的力量面對這個與兇手同處，卻與親生兒女無緣見面的社會；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接受大眾因「不理解」而對自己的撻伐、指控。

她曾說：「我有一部份的生命，早就隨著小燈泡生命的逝去也一同死去。」我們很常忘記這個鏡頭前堅強的女性，心裡跟所有被害者家屬一樣，是破碎的，我們反說她「冷血」、「被西方人權蠱惑」、「矯情」，而實際上哪個父母不希望逝者能獲得應得的正義呢？只是採取的途徑不同罷了。

既然談到正義，小燈泡媽媽採取了不同的論點：「減少犯罪發生率才能讓小燈泡的離開是有意義的。」小燈泡的媽媽也去研究了王景玉的背景、心理狀況、犯案動機等等，希望能找出「社會的缺漏」以防止第二個小燈泡慘案的發生，而這卻被網民酸「自己的小孩都不管了，還去管加害人的人權。」，認為小燈泡媽媽憐憫王男，是無情的廢死鬥士。

事實上，小燈泡的父母並沒有強烈表態支持或反對死刑，但他們認為「死刑並無法防止第二個小燈泡的發生」，也就是像前述小燈泡的離開是沒有意義的，而這幾個論點也不代表他們支持廢死。

很多時候，事情不是二元的：不是認為死刑無法達成正義就是支持廢死。而我認為，小燈泡父母從頭到尾的著重點遠大於「王景玉應不應該死刑」，而是對這個社會最深層的控訴：「能不能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讓我不用再經歷二次傷害？能不能讓我在路上安心的走路？能不能現在就有所改變?」

在這個社會沒改變的情況下，王景玉被判死刑不會防止第二起的發生。而同時間依慣例判斷，大家在判死刑之後就會覺得事情結束了，不會再關注改革問題，也無法塑造輿論，催使教育、社會、醫療面的改變。

2016年三月，我們曾為小燈泡妹妹的逝去哀悼。不過我們花更多的時間再譴責其母親，強加一些標籤，曲解其為人父母所泣求的正義。我們嗆她冷血、咒詛他下地獄，卻不願了解他真正的訴求，更不把焦點放在需要討論的社會失能上。

2018年六月，小燈泡的爸爸表示支持判死刑，不是因為心中能有所寬慰，而是身為被害人家屬的他們「看不到未來」。當初蔡總統這句：「小燈泡，阿姨不會讓你白白犧牲。」明了一曙光，卻在不久之後悄悄熄滅。

如同美國佛州道格拉斯高中槍擊案的罹難者家屬波拉克所說：「還有多少學校、孩子要死於槍下？在這件事情解決之前，我不會闔上雙眼！」我想小燈泡母親心裡想的就是這個吧 ：逝去孩子很痛，但看到同樣的事情一再發生，更痛。

不過我始終相信，小燈泡媽媽有一天一定看得到正義的來臨。邱媽媽1989年痛失就讀東海大學的兒子，用八年的時間催生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2000年葉永鋕的離去，四年後《性別平等教育法》誕生，改變了臺灣的性別教育。小燈泡媽媽（王婉諭）對社會的控訴是一個對「改變」的渴求，不是政治人物的溫暖悼念，而是 「現在就開始」的社會改變。

2016年3月28日那天，我們的心都破碎了。不過，以人情為傲的臺灣人們，你們願意一起撫平這個瘡口嗎？以「最幸福國家」為傲的政府，你們願意一起改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