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撰寫於2015年,承蒙不棄,能夠在facebook專頁《辯場新聞》(1)內貼出。事緣第30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總決賽﹞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比賽當日,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成員在比賽場地示威,向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表達不滿(2)。事件發生後兩個星期,筆者借是次示威,憶述一些六四回憶。
輾轉多年,又到六四前夕,某些事,依然歷歷在目。
距離星島全港辯論賽總決賽﹝星總﹞差不多兩星期,筆者開始回想整件事。兩星期才回想,是否遲鈍了一點?
「星總」事件後,言士在facebook寫了一篇回應文字:《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抗議事件與群己權界問題》﹝權界﹞,值得細讀,期望日後有時間心力撰文回應及討論。當中一段文字,吸引了筆者的眼球:
……示威者與支持示威者很積極處理自己與政府之間的分歧,但沒有打算處理自己與其他支持運動者之間的分歧。相反,他們對其他支持運動者不夠激進、不支持他們認同的激進而心生抱怨,甚至採取孤芳自賞的態度,而不是去透過討論及反省去減少分歧,增強力量……
處理與其他支持運動者的分歧,增強力量?今時今日動輒因意見不合而「勇武互插」才是常態的年頭,還書寫這些「迂腐」之言?眼前突然浮現起好幾個昔日攪事同學的樣子,攪甚麼事?1989年的六四事件。把一埋陳年舊事攤出來,與「星總」的抗議事件有何相干?筆者自己也說不清,麻煩眾位自己對號入座吧。
先憶述一個有點電影感的片斷。那年那天回校,與同學阿化在圖書館門外碰面,大家打個招呼,道明來意,然後從兩個相反方向分道揚鑣。他揚旗出發,帶隊往示威場地;我低首向前,回去準備比賽。
阿化何許人?學生會職員,掌管那些「專責攪事」的部門。當時正值六四事件之後,有些人正在籌備活動,杯葛1990年舉行的北京亞運。有天大家在吹水聖地談及此事﹝大專時期,總有些地方,給大家明吹水真交流﹞,筆者與阿化彼此立場南轅北轍。他是杯葛北京亞運攪手之一,認為要向北京施壓,當然贊成杯葛;我反對,認為那時中國企圖封鎖鎮壓消息,有開倒車鎖國的危險,此時更應使其對外開放,才不會令內部變革的勢頭弱下來。
爾後有「電影感」的一幕,豈不奇哉怪也?意見不合,不是理應拔槍反檯開火,互贈左派右翼名號,然後老死不相往來?為何沒有不歡而散,反而打個招呼,然後我有我繼續攪事﹝攪辯論的人有何事可攪?文末分曉﹞,你有你示威杯葛?
多年以後,對昔日種種立場想法,當然有所反思、保留,但我一直認為,意見不合不一定要你死我亡。看見今天所謂左翼本土互相攻詰,我實在要花很多時間理解;請留意,是理解,不是諒解。
誠然,筆者亦不想太浪漫化當年的人與事,「和平共存」背後總有原因背景。首先,當時未有太多抗爭實踐,大家都是新秀,不能隨便對其他人說:「你那一套如何如何,此路不通嗎!」。另一方面,當時筆者與阿化身處的主流都是大中華民主回歸派系,所謂觀點南轅北轍,其實內裡高度同質。兩者最終又相輔相成:既然大家目標接近,卻又在迷霧中未知那一套方案最好,不如各有各做,侍機而行。況且學生時代的我們比較單純﹝遲鈍?﹞,那種功成不必在我 (3) 的心態還是很平常。反觀今天,同一行動,背後各懷理念,甚為殊異;甚至極端殊異!有人圖「建國」,有人想「剿右」,有人在「捉鬼」,加上你死我活心態極強,沒有商量餘地,難言理順及處理與其他支持運動者的分歧。
公平一點,「難言理順」並不是今天獨有。杯葛北京亞運期間,有一位同學阿蘇,同樣攪事,筆者卻敬而遠之。阿蘇在十一國慶酒會門外示威,向出入酒會的參加者叫口號,剛好在那裡「巧遇校長」。翌日回校,就在民主牆大字報寫上向校長「道歉」的字句……道甚麽歉,那是挑釁!校長不一定是對的,我不認為阿蘇這個做法罪大惡極,然而他不單挑戰權貴,日常吹水之間,常常挑剔身邊人何不用更「進取」手段表達不滿。我沒有他的勇武,惟有敬而遠之。
還有一位攪事師兄阿六,89年5月底還在香港帶領遊行,6月初在北京街頭差一點吃了子彈。那年那天在遊行集合地點,出發前阿六告誡我們一群年輕人:小心叫口號,別太激動亂說話。何出此言?阿六解釋:北京的學生們正在和政府周旋,他們很辛苦很謹慎,不給政府機會誣衊罪名,我們千萬不要一時把口號叫得太興奮,被人抓住把柄,上綱上線,連累北京學生的苦心。
多笑話啊!今時今日,講求快意恩仇,話不饒人,授人以柄又如何?懶得理會!這才是真,才是不虛偽!
大家很討厭語言偽術,筆者諒解,但真的很不理解,對家有心對你以言入罪,你還要「率性」地贈送子彈給人!似乎大家覺得對家都是純樸的小公主小白兔,要待之以誠。筆者傾向阿六的想法:面對如狼似虎的對方,不可輕忽。用辯論比賽的術語翻譯,就是別讓對手針對己方發言的錯失,咬死不放,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搏奕意識。
大家對了號入了座沒有?
說回頭,只懂攪辯論的書生如何攪事?
書生那懂攪事?不過,那一代的辯論員有些不肯放棄,想辦法在比賽時說一些話。說話,當然不單指發言,更希望透過比賽向外界宣示一些訊息。當時辯論比賽也是大專「國是」活動裡的常客,正反雙方涇渭分明,間中有人負責擔任「奸角」,目的就是向大家陳述不同觀點。不少比賽題目,都刻意觸碰中國及香港的政治問題,記憶中有:
強人政治對中國利多於弊 中國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重要 中國應實行聯邦制 支聯會應該解散﹝1990年大專盃總決賽題目﹞
透過比賽宣示訊息,無疑婉轉得很,甚至把對家的立場同場宣示出來,比較這個思考那個,反而令大家不會貿然「行動」。故此,辦這類比賽「有用」嗎?若果「有用」就是指一石激起千重浪、秒殺一切牛鬼蛇神、比賽後立即鼓動數十萬人上街……辯論可謂萬無一用。
既然無用,你、我為何還念茲在茲辯論這回事?辯論這回事就是教我們敢於反對,據理力爭!但比賽若果只剩下駁咀及急口令,「刺」耳而不「剖」析,怎不令人神傷?辯論這回事就是鼓勵我們放膽踩界,言無不盡!何解「統、獨」不容辯論,只容宣示?故此每逢看見比賽籌辦單位沒有用心設計辯題,馬虎地交出與社會脫節的行貨;或者辯論員沒有展示經過消化的理念框架,只懂鸚鵡學舌地「覆述」媒體上的各方意見,真的看不順眼!
我又記起言士在「權界」提到:「理性,是辯論人的最重要武器」。我想以此延伸一組問題:若果辯論也是一件武器,誰人用?如何用?
也許,筆者這一代大中華民主回歸「餘孽」,今天已落後於形勢,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既萬無一用,何足言「攪事」?
(2) http://std.stheadline.com/instant/articles/detail/242361-香港-示威干擾星島校際辯論比賽+證人指譚香文向林鄭舉牌抗議
(3) “功成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