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稿沒靈感的時候,滑臉書其實蠻有用的。比方說,我這次就剛好看到這篇
文章。
這篇文章的作者在教育現場遇見兩位國、高中孩子大聲嘲諷韓粉「韓粉腦袋都有點問題」。面對這個情境,他在現場的處理方式是「試圖不打破歡樂氣氛,以半嚴肅的口吻」,向孩子說:「不要公開聊這個,搞不好在場也有韓粉」、「小心他們回家發文罵你。」
他在文末說:「未來,在我的小孩還不懂媒體識讀,也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情況下,我絕對絕對不會讓他用網路。」並且詢問讀者:「若是你在現場擔任講師,聽到孩子這麼說,你會怎麼做呢?」
小孩嘲笑韓國瑜及其支持者的情境,應該有不少教育者都遇過,我也有遇到。不過,雖然跟孩子談政治跟社會問題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我自己倒是沒有跟孩子談過這件事情,因為我的同事小蔡在我開始在意這件事情之前,就已經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教育處置。
小蔡是這樣做的。每當孩子們聚在一起嘲笑韓國瑜及其支持者時,他就跑去跟孩子們說:「欸,我支持韓國瑜欸。」
現身作為一種力量
其實我是從小孩口中聽到小蔡是個「韓粉」的。第一次是有幾個小孩在討論韓國瑜在媒體上的某個發言,紛紛表示太扯了、見鬼了之類的。通常在這種時候我都在偷聽小孩在講什麼,蒐集資訊,作為後續是否要介入、如何介入的準備工作。
然後有個小孩突然說:「可是小蔡是韓粉欸。」其他小孩跟(偷聽的)我一起驚訝:「啊!?」
有小孩驚訝到立刻去找小蔡求證,小蔡大方地說:「對啊,我韓粉我驕傲。」
「騙人吧?呆子才會支持韓國瑜啊。」
「亂說,我就支持韓國瑜啊,我才不是呆子。」
小孩開始一直問他問題,小蔡也就他所知的回答。因為已經過了一陣子,具體的問答我不記得了,但應該差不多像下面這樣:
孩:「韓國瑜說的話這麼扯,你為什麼會支持他?」
蔡:「哪裡扯?」
孩:「就……其實我也不確定。」
蔡:「你看你根本就不曉得,你才是阿呆吧。」
偶爾遇到真的有比較多瞭解的孩子,大概會像這樣:
孩:「韓國瑜說的政見都沒實現啊。」
蔡:「但是民進黨的政見也沒有都實現啊。」
孩:「可是韓國瑜說的話都是假的吧。」
蔡:「哪些是假的?」
孩:「比方說什麼迪斯奈樂園要來台灣。」
蔡:「那只是還沒蓋吧。」
孩:「那說韓國瑜是中國的代理人呢?」
蔡:「有證據嗎?」
孩:「是沒有啦。」
蔡:「那你怎麼知道那是真的?」
孩:「……我想想。」
小蔡這個「韓粉」的「現身」,打破了小孩對韓粉的刻板印象。這種方式,我們過去在許多政治跟社會議題上都使用過。
比方說在性別課上,生理男性的教育者跟男孩一起穿長裙、邀請同性戀和性工作者的朋友到現場跟孩子座談;在都市更新議題上,我們實際到抗爭現場瞭解抗爭者的需求;而在反送中的議題,也有教育者邀請實際到過抗爭現場的朋友,跟孩子們說明抗爭現場的第一手情況。
當一個看起來與我們沒有太多差別的、活生生的人,在孩子們面前侃侃述說自身的經歷時,就有機會展開對話、互相理解,進而撕下刻板印象的標籤。在一次又一次的談論之後,我們現場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沒有小孩在嘲笑韓粉了。
透過識讀媒體,來學會媒體素養
除了解決小孩歧視韓粉的危機,幾乎在同一時期,小蔡也進行了媒體識讀的課程。小蔡自己的詳細
紀錄在這裡,我在這裡只解略說一下他的作法。
大致上,與臉書上那篇文章作者說的「在小孩有媒體識讀能力之前,不讓小孩接觸網路」相反,小蔡並不是將小孩和網路媒體隔絕開來,而是透過教學的設計,帶領小孩去閱讀、查證、分析、歸納網路上的訊息,進而形成判斷假新聞的準則。
小蔡給孩子看了幾則新聞,要小孩猜猜看這些新聞的真實性。其中一則是關於韓國瑜的FB截圖,內文大致上是說「韓國瑜挺香港全面真普選」。孩子們一開始全部都不相信韓國瑜會支持香港真普選,認為這則訊息一定是假的,但負責查證的孩子回家查證之後,在隔週的課堂上向其他孩子宣布這則訊息是「真實的」。不過,這位孩子有進一步的推論。
第四則新聞:韓國瑜的貼文
查證的小孩是上一周信誓旦旦為假新聞的孩子
他有點無奈地說:「這是真的!」 孩:「怎麼可能!?」
查證的小孩:「真的,很多新聞都有討論這篇,而且韓國瑜的臉書上真的有這篇」
他繼續說,更平穩的說:
「但是我覺得他是有目的的說」 我:「!!??你怎麼判斷的?他的目的會是甚麼!?」
孩:「他之前的立場不是這樣的,他之前對香港議題的發言不是這樣的,我想他是看這波風向不對,所以他的目的是騙票」
在「這則訊息為真」的前提下,小孩(小五)進一步做出了自己的判斷。我們可以看見,這個小孩的判斷基準開始不拘泥在一則訊息的真偽之上,而是試圖透過更多相關的訊息,歸納整理之後,再做出屬於個人的判斷。
不練習打球,要怎麼學會打球?小蔡帶著孩子識讀媒體,試著讓孩子掌握「媒體素養」。
在我們的教育現場裡,面對這些讓某些人猶豫要不要讓小孩接觸的事物,除了應當要特別考慮的特例之外,我們大致上會認為,大人越是防堵,越是可能會在小孩的認知裡造成沒有必要的曖昧與誤會,反而讓小孩害怕或失去瞭解這些事物的機會。在最糟的情況下,小孩會在充滿好奇心的狀態裡,就像是我們看著A片學性教育那樣,因為缺乏良好引導的關係,而接觸到片面或錯誤的資訊。
反之,若是我們坦蕩蕩去面對小孩的好奇與關心,盡可能帶小孩從多元的視角去瞭解,就更能讓小孩得到正確而充分的資訊。
我們可以合理預期,具備這些經歷的孩子將更有媒體識讀的能力。假如這位孩子看到最近某些藝人主張「愛與關懷」的發言,更有可能不根據一則訊息就輕易接受這些藝人「愛與關懷」的形象,而會等待或尋求更多這些藝人過往或日後的發言與行為,來綜合判斷這些藝人是否具有「愛與關懷」的品行,進而分析這些藝人在此時做這些發言的背後意圖。
為什麼父母會怕孩子碰這個碰那個?
在台灣做教育,時常會聽見父母的許多擔憂,一下子要防堵這個,一下子要禁止那個。除了媒體亂象之外,政治、性教育、社會黑暗、死亡、妖怪、鬼、電玩、手機、電視、漫畫,應有盡有。
有趣的是,雖然許多父母們有各式各樣的焦慮,讓他們試圖去禁東禁西,但這些令某些父母聞之色變的東西,有不少卻是另一群當代父母趨之若鶩的「基本能力」。
像是政治,現在社會運動的街頭上,可以看見許多親子家庭的身影,帶孩子一起讀競選公報,已經是值得貼在FB上展示的公民教育實作;至於性別,兒童文學作家與研究者辛佳慧,生前推動了幾個重要而有影響力的性別教育行動,有非常多家長積極參與;再來就是電玩,我這輩的父母有不少都是打電玩長大的,上陣不離父子母女兵,跟小孩一起組隊下副本是親子關係的……呃,有時候滅團也是會吵架啦。至於漫畫,應該沒有人還在禁止小孩看漫畫吧?在鄭問作品進故宮特展、大英博物館有日本漫畫特展的時代,禁止小孩看漫畫?是在哈囉?
那麼,為什麼平平都是生活在台灣的父母,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社會學的研究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去年藍佩嘉教授出版的
《拚教養》一書,提到當代的父母因為
吃飽太閒太緊張了,所以採取了各種保安策略來試圖維護孩子一輩子的安康。而這些保安策略又跟父母的教育程度和經濟階級有關。
又譬如說
《童年人類學》提到,當代中產階級社會有一種把小孩當成脆弱純潔個體、需要細心保護的兒童觀。在這本書裡提到,許多在現在台灣父母看來十分危險的事情,在其他的文化裡一點都不值得驚訝。
像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庫瑪族(Kwoma)會讓嬰兒把開山刀刃含在嘴裡,而旁邊的父母都不當一回事,而四歲半的沖繩兒童能夠用鐮刀輕而易舉地剝除甘蔗的外皮。當人類學家問沖繩的父母「為什麼你家小孩這麼行」的時候,沖繩的父母自己也一臉迷惑,只能說大概是有樣學樣的吧。
也就是說,之所以有的父母對小孩玩電玩怕得要死,有的父母卻跟小孩組隊下副本,可能不是因為他們其中有人具備什麼了不起的教養觀,或者其中有一邊比較理性是大智慧的父母,而可能只是文化差異的結果。
庫瑪族的父母要是在台灣的公園裡讓小孩把刀子放在嘴裡,大概就會被警察帶走;而你要是跑去庫瑪族傳統領域一直阻止小孩拿刀子放進嘴巴,你就會被其他人指責「這樣子會讓小孩沒有競爭力」、「不會教就不要生」之類的。
假如我們接受上述的推論,那麼身為有權力的大人,在教育或教養的現場,當我們要禁止小孩去接觸一件事情時,我們就得要更加警惕,我們是不是被某種文化所束縛,不知不覺將自身的恐懼放大,進而想要透過強制管理的過程,將這種不明不白的恐懼複製到小孩身上。
怕球的是你,還是小孩?
我國中的時候,跟著棒球隊的朋友玩過一陣子棒球。那時我因為怕被球打到臉,當球接近時會下意識地側身,沒辦法迎面對著高速滾來的球。當時棒球隊的朋友跟我說:「你怕球就一定接不到球啦。」
台灣實施戒嚴38年,解嚴卻不過33年(戒嚴時期為1949-1987),至今
林宅血案的檔案都還沒解密,
陳文成的死因也仍未大白,在台灣,談政治對許多人來說,一直都是敏感而不擅長的事,更別提是要跟孩子談政治了。
如果你希望小孩不要去碰政治(或其他的任何事情),或者你對小孩想要去碰政治感到疑惑或不知所措,那麼你或許應該要檢查一下,你是不是怕球了?你是不是在閃球?
怕球,是接不到球的,當然也沒辦法教孩子接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