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這篇文章也沒辦法窮盡所有的想法。這篇文章將以畢來德( Jean François Billeter)的思考為中心,談談他對現代世界的觀察、診斷,以及他所提出的治療方法。當然,這種方法大致上也可以應用到我們這些不斷努力,希望早日進入已開發國家之列的地區們身上。畢來德認為,我們走入歧途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幾項我們對「人類」一詞的錯誤定義:一、我們以為精神和身體是分開的,所以太過忽視身體發出的呼聲。二、我們太過看重把事情都處理的清清楚楚的「理性」,可是卻沒有想到:不論是自己還是他人,觀看著的「我」都沒辦法完全了解;所以在我和無法窮盡的對象之間,總應該為「想像力」留下一點空間。三、忽視了「想像力」的結果就是:我們急著想知道達成目標的技術,卻不願意慢慢的與別人和自己發展深入的關係。
20世紀的美國,出現了一位改變世界催眠術史的大師,他就是米爾頓‧艾瑞克森( Milton H. Erickson)。艾瑞克森不講究理論,大多是透過與病人的交談與觀察,才在這個當下決定要如何催眠與治療病人。後來的學者比較艾瑞克森與在他之前的催眠療法,把艾瑞克森學派的方法稱做是「人際互動式」的、「合作派」的催眠。簡單來說:「合作派」的催眠法就是試圖在催眠的過程中,誘導出病人原本就有的、自己解決難題的意願與能力;而不是去「幫病人解決問題」。在畢來德看來,他們的理念與《莊子》的一段記錄非常相似。
近期從法國開始並向世界擴散的「身體轉向」研究,擴大了我們對「共通性」一詞的想法。根據這些研究,不管是誰的身體,都必定是向著「世界」、參與在世界中生活的。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用「幻肢」來說明這個道理:站在生物學的角度,切去身體某部份的人,在斷肢或裝上義肢的地方應該是沒有觸覺的。但其實,人在義肢和斷肢的部位還是會有痛、冰冷、麻等負面的感覺。原來,人的身體其實是藉著參與在身邊的空間之中,從世界來定義自己存在的位置。接續梅洛龐蒂的研究,畢來德發現:參與在世界中的身體,如果再加上《莊子》中對身體與水、牛、刀等各種具體事物交流的描述,我們可以補充身體的動態性面向,談到外在的事物是如何影響了我們,幫助我們把想要達成的目標內化到身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