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什麼不該問作者答案？不只是「作者已死」的問題而已

連作者都不知道的答案

那些說了會死的秘密

政治的高壓環境

詢問作者有一個最大的風險在於，作者可能刻意迴避了他作品中真正想表達的意涵，說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這在承平時代有點難以想像，但如果作者身處的年代是個政治高壓的環境，可能就會把線索留在文本裡，讓真正「內行」的人自行推敲出端倪，絕對不會承認自己內心的想法。

日治時期以及白色恐怖時期，是台灣兩個因為政治環境，最好印證作者不能「說真話」的年代。日治時期台灣作家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可以作為其中一個「不該問作者」的最好範例。

這篇小說的故事情節，講述的是殖民地知識分子陳有三，原本積極向上的性格，最後因被南國小鎮的氣息感染，漸漸墮落、失去動力的過程。陳有三是中等學校畢業的台灣人，卻內化了日本政府歧視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價值觀，認為自己的故鄉盡是些沒有水準的落後地帶：

陳有三經常穿著浴衣（按：日式浴衣），笨拙地繫著寬條布帶，毫無目的地漫步街頭，看著如同石罅中的雜草那般生命力的人們，想著自己與他們之間有某種距離，一種優越感悄悄而生。

搖搖晃晃的漫步中，看到咻地用手擤鼻涕的纏足老婦女，或者毫無條理、高亢的金屬性聲音叫喚的媒（婦人）們，便蹙起輕蔑的眉頭。

小說裡陳有三與同樣接受日文教育的台灣知識分子，都認為自己的同胞（台灣人），是「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可謂複製了當時日本人看待台灣人的視角。就故事情節來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表達的思想似乎是向殖民體制靠攏，認為台灣即是落後的象徵，必須向殖民地政府（日本）學習「現代」的種種知識，才能晉升為一個進步的民族，進而合理化日本的統治政策。

這篇小說刊載於1937年日本的雜誌，該年份剛好實行了皇民化運動，日本政府希望台灣人能認同日本人／文化，成為真正的日本民族。如果這個時候有名記者訪問龍瑛宗的創作意圖，基於政治氛圍，他的答案應該是會倒向殖民地政府一方的沒錯。

然而如果我們把視角轉向這個種有木瓜樹小鎮的空間描寫，會發現小說隱隱顯露對殖民地政府的批判與質疑。這個在台灣的小鎮，起初作為理番政策的要地，讓這個小鎮呈現興興向榮的景象，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也漸漸凋零、腐敗：

市場前的馬路叫「大街」，但兩側燒焦似的黑柱子、腐朽的廂房，狹窄的亭仔腳下，豆粕與雜貨類雜亂並陳，傾斜的屋頂上處處長著雜草。封滿塵埃的雜貨店裡，商人像長了青苔的無表情的臉，終日沉坐著。滿臉縱橫皺紋的老人，在亭仔腳的地上，伸出枯枝似的腳，啣著長長的竹菸管，懶懶地打盹著。

故事中間的細節，我們也能看見台灣人被日本人壓迫、剝削，甚至只要入贅到日本籍，薪水直接增加六成。居住在小鎮的台灣人生活困苦，蝸居鄉鎮一角、生活條件極差，租賃的房子可能座落在散發惡臭的垃圾場附近，高知識分子如陳有三的薪水只夠打平每個月的生活所需；另一頭的日本人，當然是住在乾淨整齊的日式房子。

因此皇民化運動的當下，詢問龍瑛宗本人的意見可能對解讀文本不太有助益，因為在整個殖民地都被戰爭動員的時刻，身為被殖民的台灣人，是不可能明確點出他蘊含其中的批判意味。

不被社會接受的傾向

從前作者因為政治高壓環境不得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現當代作家同樣也可能因為社會氛圍的不友善，把自己的「秘密」藏在文本的細節裡。白先勇的〈樹猶如此〉就是一個什麼都沒說，但其實什麼也都說了的最好例子。

我們都知道白先勇跟王國祥是情同家人的同性伴侶，但其實白先勇很少談及他跟王國祥的關係究竟為何，在《樹猶如此》的散文集裡也是說送給他的「摯友」王國祥。雖然整篇文章並未明確點出二人關係，但當王國祥舊病復發需要固定進醫院輸血時，每次都是同在美國的白先勇，橫跨幾個州，開著車到王國祥家載他去看病。更別說他倆假期間還常住在一起，花費許多時間翻新、經營白先勇家的庭院；王國祥過世後的骨灰，也是由白先勇親手帶回台灣的。

他們倆人的關係我想已經超越了任何朋友之間的相處方式，就是愛人無誤。我曾經在大學課堂遇過一個文學系所出身的人，對這篇文章矢口否認他們是同性伴侶的關係，因為白先勇從未表態，〈樹猶如此〉裡更是隻字未提「伴侶」或戀愛等字眼。我想只能告訴那位一起修課的同學，作者沒有明講並不代表不曾存在，很多時候是他不能說、不方便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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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作者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實並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