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什麼不該問作者答案？不只是「作者已死」的問題而已

每次在課堂上檢討閱讀理解的題目時，常常遇到學生提出「作者真的有說過他這樣想嗎」的疑問。如果選文的作者是現當代作家倒也還好，但如果是古人或是已經過世的前輩作家，都會令我不禁莞爾一笑（老師會觀落陰的話可能就不會站在這跟你上課了哦）。

或是每當大考公布國文考題時，時常看見新聞報導說，連被選入考題的作者都寫不出答案！有的時候是詩人，有的時候是藝文評論者，也會在社群媒體上分享自己被選入考題的文章，然後笑說連自己都不知道正確選項。

誠然，考題有的時候不盡理想，會出現稍有閃失的選項或敘述。但每當解析文學作品時被問起「作者真的有這樣說過嗎？」、「你有沒有問過作者的想法？」我的心裡總會警鈴大響──詢問作者意圖真的是分析文學作品、藝術作品的大忌之一，這不只是文章寫完後「作者已死」的問題，而是有的時候你問了作者，甚至還會得到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

「口誤」才是真心話，因為它反映了潛意識的念頭，是最為人所熟知的心理學說法之一。文學創作畢竟是心理活動，創作許多時候會有單純「就是想寫」的念頭。除了有意地企劃外，作者可能是潛意識、前意識、下意識、無意識地，圍繞在某些主題而沒有緣由。也許某個作者橫亙了許多本書，總有各種形式上質疑、取代父親在家中地位的情節。這時候你也許可以說他有佛洛伊德認為的「伊底帕斯情結」，但他本人可能並不這麼想。因為就佛洛伊德的說法，這種戀母弒父的欲望／情結，是被社會壓抑所以不能顯露的，每個人會以不同的方式呈現。

精神分析應用在文學批評上，已經漸次發展成另一個用以分析文學作品的研究領域。各個社會學、文學理論大師，大抵以佛洛伊德、拉岡兩個不同流派為主，衍生出各自一套分析文學的說法與理論。當然我們並不一定要完全地接收這類分析方法，最主要還是要說，我們能透過各種方式剖析文學作品的表層，到達甚至連作者都沒有意識到的深層思想。所以當我們把創作者的想法奉為圭臬跟唯一，那麼極有可能就會忽略掉這一部分。

（所以前面說的「潛意識、前意識、下意識、無意識」並非充字數xd，而是它們分別對應到了不同的概念。）

詢問作者有一個最大的風險在於，作者可能刻意迴避了他作品中真正想表達的意涵，說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這在承平時代有點難以想像，但如果作者身處的年代是個政治高壓的環境，可能就會把線索留在文本裡，讓真正「內行」的人自行推敲出端倪，絕對不會承認自己內心的想法。

日治時期以及白色恐怖時期，是台灣兩個因為政治環境，最好印證作者不能「說真話」的年代。日治時期台灣作家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可以作為其中一個「不該問作者」的最好範例。

這篇小說的故事情節，講述的是殖民地知識分子陳有三，原本積極向上的性格，最後因被南國小鎮的氣息感染，漸漸墮落、失去動力的過程。陳有三是中等學校畢業的台灣人，卻內化了日本政府歧視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價值觀，認為自己的故鄉盡是些沒有水準的落後地帶：

小說裡陳有三與同樣接受日文教育的台灣知識分子，都認為自己的同胞（台灣人），是「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可謂複製了當時日本人看待台灣人的視角。就故事情節來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表達的思想似乎是向殖民體制靠攏，認為台灣即是落後的象徵，必須向殖民地政府（日本）學習「現代」的種種知識，才能晉升為一個進步的民族，進而合理化日本的統治政策。

這篇小說刊載於1937年日本的雜誌，該年份剛好實行了皇民化運動，日本政府希望台灣人能認同日本人／文化，成為真正的日本民族。如果這個時候有名記者訪問龍瑛宗的創作意圖，基於政治氛圍，他的答案應該是會倒向殖民地政府一方的沒錯。

然而如果我們把視角轉向這個種有木瓜樹小鎮的空間描寫，會發現小說隱隱顯露對殖民地政府的批判與質疑。這個在台灣的小鎮，起初作為理番政策的要地，讓這個小鎮呈現興興向榮的景象，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也漸漸凋零、腐敗：

故事中間的細節，我們也能看見台灣人被日本人壓迫、剝削，甚至只要入贅到日本籍，薪水直接增加六成。居住在小鎮的台灣人生活困苦，蝸居鄉鎮一角、生活條件極差，租賃的房子可能座落在散發惡臭的垃圾場附近，高知識分子如陳有三的薪水只夠打平每個月的生活所需；另一頭的日本人，當然是住在乾淨整齊的日式房子。

因此皇民化運動的當下，詢問龍瑛宗本人的意見可能對解讀文本不太有助益，因為在整個殖民地都被戰爭動員的時刻，身為被殖民的台灣人，是不可能明確點出他蘊含其中的批判意味。

從前作者因為政治高壓環境不得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現當代作家同樣也可能因為社會氛圍的不友善，把自己的「秘密」藏在文本的細節裡。白先勇的〈樹猶如此〉就是一個什麼都沒說，但其實什麼也都說了的最好例子。

我們都知道白先勇跟王國祥是情同家人的同性伴侶，但其實白先勇很少談及他跟王國祥的關係究竟為何，在《樹猶如此》的散文集裡也是說送給他的「摯友」王國祥。雖然整篇文章並未明確點出二人關係，但當王國祥舊病復發需要固定進醫院輸血時，每次都是同在美國的白先勇，橫跨幾個州，開著車到王國祥家載他去看病。更別說他倆假期間還常住在一起，花費許多時間翻新、經營白先勇家的庭院；王國祥過世後的骨灰，也是由白先勇親手帶回台灣的。

他們倆人的關係我想已經超越了任何朋友之間的相處方式，就是愛人無誤。我曾經在大學課堂遇過一個文學系所出身的人，對這篇文章矢口否認他們是同性伴侶的關係，因為白先勇從未表態，〈樹猶如此〉裡更是隻字未提「伴侶」或戀愛等字眼。我想只能告訴那位一起修課的同學，作者沒有明講並不代表不曾存在，很多時候是他不能說、不方便說明白。

如果我們在理解一個文學作品、藝術創作，把作者說的話奉為不可動搖的真理，那麼等同於把詮釋權全數交給了作者。有的時候作者說得天花亂墜，但他的作品有沒有那麼厲害，可能真的不太好說，還是要看看他講得一口好菜，實際端出來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模樣。

而我們能從文本裡讀出的一些答案，有的時候甚至作者原本沒有那個意思也無妨，因為這就是藝術作品最引人入勝的地方。關於卡謬《鼠疫》，我想在Covid-19爆發的現在，大家對於小說情節應該都會頗有共鳴。然而我們是不會去問卡謬本人究竟有沒有直指與諷刺我們面對Covid-19爆發後的種種情景（因為當然是沒有啊），卻還是能在此刻從《鼠疫》裡看見武漢肺炎如何傳播開來的影子。

卡謬本人並不知道未來會有一場如此嚴重的跨國際傳染病，借用故事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知道「卡繆的《鼠疫》其實是藉由疾病，隱喻二戰納粹蹂躪下的歐洲」。然而《鼠疫》的故事情節是這樣的，一開始同樣由醫生發現事有蹊蹺，聽到的人第一反應也是否認傳染病的可能。接著疫病爆發後的封城，同樣也帶來人與人疏離，最後則是人們也都對疫病麻木，對死亡漸感冷漠──

等等，為何我說了那麼多的也？由於《鼠疫》直指人心的一面，才會產生文學作品如此近乎「預言」的一面：七十多年後的現在，同樣因為否認傳染病的可能，導致了其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因此為什麼我們不該問作者答案？並不只是因為那一句人人信手拈來的「作者已死」而已，而是很多時候作者的想法並不重要，我們甚至可能會被作者的「鬼話」給騙了。作者的想法，多半只能作為分析文學作品的參考而已，我們所有評論與解讀的依據，側重的還是以「文本」為主，藉由閱讀到的東西，再去思考它表現與表達了什麼樣的內容。只要詮釋地合理，論述過程讓人接受，作者有沒有這樣說過，很多時候真的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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