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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睹了殷海光「痛苦的內在」　

更新於 2021/07/15發佈於 2021/07/15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病理學是我念醫學系四年級時的一門必修課。有一天，在大體（器官）病理學的實習課上，面對解剖台上看起來有點猙獰的一大盤糾纏的內臟（胃腸），教授表情肅穆地對同學說：「這是我們台大文學院哲學系殷海光教授的器官，他是罹患胃癌在台大醫院過世的，死後捐出遺體供病理科研究和學生學習。我們感謝殷教授的犧牲奉獻，現在請大家閉起眼睛默哀一分鐘。」

　我驚惶地隨著同學閉起眼睛，在眼前一片黑暗中，忽地浮現《春蠶吐絲：殷海光的最後話語》這本書。我剛上大學時，就知道台大有個響噹噹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殷海光，但從未見過他，因為當時他已病魔纏身，在我大二那年（一九六九）他就過世了。《春蠶吐絲》是他的學生陳鼓應所寫，從這本小書裡，我才對殷海光多了點認識。

　默哀結束，張開眼睛，看著眼前那堆浸泡過福馬林、因癌症而腫脹、糜爛、擴散、扭曲的胃腸，我心中一陣酸緊。真是斯人而有斯疾也！從他胃腸糜爛的程度可以推知他生前必定經歷了常人難以忍受的折磨和痛苦。我想，在敬佩殷海光的人當中，大概沒有幾個人能像我這樣親眼目睹他如此「被痛苦所盤纏的辛酸內在」吧！

　殷海光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及清華大學哲研所，抗戰中曾投筆從戎，勝利後，任教於金陵大學，並擔任《中央日報》主筆。後隨《中央日報》來台，仍任該報主筆、代總主筆，但因文章惹禍，被迫離開《中央日報》，而到臺灣大學哲學系任教，教授邏輯相關課程，並參加由雷震、胡適等人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成為主要撰稿人。

　他在台大開的課，給分數雖然很嚴，但卻是台大最受歡迎的教師之一。根據《春蠶吐絲》的說法：「他上課的風度，講課的內容，給人呼吸到的氣氛，造成對學生莫大的吸引力。他的演講更是引人入勝，座無虛席，時常掌聲不絕，甚至擠破了玻璃窗。他給人的印象是他有一股強烈的、熱忱的、深刻的情感。加上他對時代的透視力、分析力和期望，還有他的那一股無形的力量、氣度，抓住你，震盪著你的心靈。」

　我雖然未能親逢盛會，但從留傳下來的照片可以感覺出他身上有一股知識分子的浩然之氣，像一個傳道者般熱情宣揚獨立思考、慎思明辨、高瞻遠矚的重要性，鼓舞大家要懷抱理想與壯志，為建構一個更自由、民主、正義、幸福的社會貢獻心力。這對年輕的學子來說，的確具有莫大的激勵與感染作用，老實說，在我漫長的求學過程中，從未遇過這樣的老師。

　但影響更大的也許是他的文章與著作，除了本行的邏輯論著外，他還翻譯了海耶克（F.A.von Hayek）的《到奴役之路》、德貝吾（J.G. De Beus）的《西方之未來》，但更多的是他在《自由中國》及其他媒體所撰寫的思想論述與批判性時論（這些後來也都結集成書）。他堅持獨立思考與自由主義精神，突破言論與思想箝制，對當時的威權統治、荒謬時政、黨化教育提出嚴厲的批判，讓當政者如芒刺在背。

　一九六○年，雷震等人因《自由中國》的言論與「中國民主黨」的籌組而被逮捕判刑入獄，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都成為禁書。一九六六年，在國民黨的政治壓力下，台大不再續聘他（形同解聘）；一九六七年，哈佛大學邀請他前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政府不允許其出境；同年，海耶克第二次訪台（一九六五年海耶克第一次訪台時，殷海光曾與他相談甚歡），政府又禁止他與海耶克見面，每天派人在他家門前看守，形同軟禁。而台大哲學系裡一些被視為「殷海光餘孽」的教師也紛紛被停聘，搞得風聲鶴唳。

　就在這種身心折磨下，他因為身體不適而去做檢查，結果發現得了胃癌。在開刀治療後，他仍一本初衷，到清華大學和學生暢談到深夜，甚至自覺來日無多，而更加賣力地想去完成自己的未竟之業。他在病榻上對陳鼓應等學生說：「我並不怕死，只是覺得責任未了。我自己知道的很清楚，我的學問算不了什麼，但我有超時代環境的頭腦。我有三十年寶貴的經驗，沒有能夠寫下來（其實他已寫了八百萬字），真可惜，這也就是我不想死的原因。」直到死前三四個星期，他還在思索古典中國文化及當前文化的一些問題，還為對青年、對國家沒有盡到一份讀書人的責任而感到遺憾。

　不只他自覺遺憾，當時很多很多圍繞在他身邊的師友、學生也都感到遺憾。因為他死時才四十九歲。

　有一天，我和妻子到溫州街吃糊塗麵後，信步來到殷海光故居。走進安靜的院子，踏入屋裡，看看他留下來的遺物，在《自由中國》發表的文章，寫給錢思亮校長的信，觀賞懷念他的紀錄片，翻翻他的《殷海光全集》（中國文化的展望、政治與社會、學術與思想、雜憶與隨筆等共二十二冊），然後到院子裡透透氣。

　院子裡綠意盎然，我遊目四顧，看見一個水池，那是他親手挖掘，好讓他唯一的女兒在盛夏時能有個戲水的地方。旁邊有個小丘，那是由挖出來的廢土堆砌而成，被他命名為「愚公山」、「孤鳳山」。除了與親人嬉遊外，殷海光更多時候是在院子裡和來拜訪的學生暢談古今、閒話時局。我摹想當年的盛況，感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魂塵，依然在此飄盪不去。

　最近看了孟祥森所寫〈殷海光的最後夜晚〉一文，回憶他在台大哲學系四年的點滴，他幾乎沒去上過什麼課，連殷海光的課也只上過兩次，而且還坐在階梯教室的第二排，和郭松棻像兩個混混將腳搭在最前排的椅背上，但殷海光只是微笑地看著他們（甚至還有點欣賞）。後來，孟祥森翻譯了不少齊克果的著作（我大學時候讀的齊克果，都是他的譯作），殷海光對他另眼相看，每每戲稱他為「存在主義大師」。

　孟祥森雖然像個混混，其實是具有真性情的人，對殷海光的學問和人格還是相當敬佩的。在殷海光罹病後，孟祥森曾多次去探望他，後來，殷海光在台大醫院的最後一夜，他還獨自留下來守夜，替殷海光按摩全身以減輕他的痛苦，還用原子筆畫了兩張他的臉部速寫。隔天午後，殷海光走了，孟祥森昏昏沉沉來到醫院，得知殷海光將遺體捐給台大醫院，當晚就要解剖，他「想去看看殷先生的最後，想去看看殷先生的裡面」，而在晚上獨自來到醫院，但卻不得其門而入，只好「忐忑不安的走了」。

　孟祥森在他的文章裡透露了殷海光其他學生可能不會提及的幾件事，下面這件事讓我感觸特別深：他覺得殷海光這一生過得「太乾了，沒有任何生活上或藝術上的潤澤」，雖然讀了很多書、寫了很多文章，但卻無福或無緣享受生命中更多更多美好的東西，在他的生活裡「似乎只有邏輯與政治」，「這是多麼可惜」！確實如此，但我想殷海光應該是對一些世俗的生活享受或所謂「藝術潤澤」興趣缺缺，這正是一個堅毅的理性主義者常有的生命情調。

　但對孟祥森說殷海光家裡沒有電話、聽說不會打電話（公用電話）、大概也反對電話的說法，我倒是頗為納悶。我還從余世存的《非常道》裡讀到：「殷海光一生中只打過四次電話。一次他太太把他帶到電話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電話號碼撥好了，等對方說話，才遞給他；殷海光拿起聽筒後滿頭大汗，打完電話，幾欲昏倒。」

　對一個想為當代中國及人類處境找出路、求答案的人來說，卻不會打電話、似乎也不喜歡、不想學打電話或其他新的科技產品，這樣的心態和行徑跟他的主張與抱負顯得相當杆格，甚至有點矛盾與突梯。以前，我也許會對此提出質疑，但在看了更多的世態後，覺得這似乎也沒有什麼好訝異的，因為人生本就充滿了各種難解的糾纏與矛盾。如今，我倒是覺得殷海光更像一個活在自己所建構的理想世界中的知識分子，他拒絕和現實世界妥協，但也被現實世界所輾壓；這形成了他的風骨，但也造就了他的悲劇。

　然後，我腦中又浮現昔年在大體病理實習課上所看到的，殷海光那一堆「被痛苦所盤纏的辛酸內在」，我想，他是在和整個時代、還有他自己進行英勇戰鬥的人，任務艱鉅、永不退卻、下場辛酸；但唯其如此，始成為令人景仰的一號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