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治療師跟自殺搏鬥——從汙名和羞恥中釋放自己

當治療師跟自殺搏鬥——從汙名和羞恥中釋放自己 When Therapists Struggle with Suicidality ——Releasing Ourselves from Stigma and Shame

作者：史黛西．弗里登塔爾（Stacey Freedenthal） 時間：2021年9/10月 原文：https://www.psychotherapynetworker.org/magazine/article/2576/when-therapists-struggle-with-suicid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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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三點的電話如警笛般響起，尤其是當你在預防自殺專線工作的時候。那時我是獨自一人。我剛睡醒，就躺在大學諮商中心中一張下拉式的隱形壁床上，我把電話貼到耳朵上。

　　「我有一瓶藥，我現在就想吃。我想死。」來電者的話語中夾雜著啜泣聲。 　　「你一定真的很痛苦，」我說。「你能告訴我更多關於發生了什麼嗎？」

　　來電者是一名心理諮商領域的研究生。在與憂鬱症鬥爭了幾個月後，她譴責自己成為一名治療師的目標是荒謬的。她自己也有很多心理健康問題，她怎麼能幫助別人呢？

　　我告訴她，一旦她成為治療師，她現在感受到的痛苦可以成為以後的禮物。它可以幫助她理解、同理那些想死的個案們，並與他們全然地同在。 　　更多的啜泣聲。電話裡傳來更多吸鼻子的聲音。「你是真的相信這點嗎？」

　　作為一名社會工作的研究生，我不得不相信這一點。僅僅一年前，也就是1996年，我也曾在深夜的公寓裡哭泣，被我腦海中鼓動的想法折磨著：沒有我，人們會過得更好。事情永遠不會變好。沒有人能夠像這樣愛我。

　　憂鬱症折磨了我幾個月，最後，我再也無法忍受了。我坐在小客廳的沙發上，一邊抽泣一邊給父母寫信。

親愛的媽媽和爸爸，我很抱歉。我盡力了。你們努力過了。我的朋友也努力過了。甚至醫生也努力過。這對我們任何人來說都太巨大了。它是如此的痛苦。我很抱歉這樣傷害你。（但請想一想，在未來的歲月裡，我將會多麼可怕）。

　　信中列了我的銀行賬戶、共同基金和退休金帳戶，還列出一些朋友的姓名和電話，以便跟他們通知我的死訊。我把紙條放在我的梳妝台上，旁邊是一疊銀行對帳單。 　　在我的箱式公寓裡，客廳、臥室和廚房排列成一條直線，沒有門將它們隔開，只有拱形的門洞。我不想讓那些有我公寓鑰匙的朋友發現我的屍體，所以我在臥室門口貼上膠帶，並在眼睛的高度掛上書面說明：

不要進入我的房間。省點力氣，打給119吧，讓他們來處理。我很抱歉！

　　對我來說就只剩下要把我的貓貓狗狗的食物和水盤加到滿。然後，我不再啜泣，我的狗睡在我的床腳，我試著自殺。

負傷的療癒者

　　我們的文化對我們這些在心理健康領域工作的人有著自相矛盾的期望。一方面，我們被期望擁有一切，超越我們所治療的那些付給我們專業知識的人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被認為是「負傷的療癒者」（wounded healers），這種原型是由卡爾．榮格（Carl Jung）推廣的，但早在他之前就已經產生了。我們同時被期望是完美的和破碎的，在我們自己需要聖賢的建議的同時，也是聖賢的建議的傳播者。

　　心理治療師是真實的人，活在以創傷、失落和疾病為特徵的真實生活中。治療師可能會淹沒在難以忍受的焦慮中、沈浸在悲傷中，被強迫性的想法所困擾。我們有許多人都在與我們幫助個案解決的同樣問題搏鬥：精神病（psychosis）、成癮、人格障礙、自殺想法。

　　根據多年來的研究，臨床心理師和其他治療師經歷憂鬱症和焦慮症的比例高於平均。見證他人的痛苦會使見證者受傷，而許多人在工作中已經受傷了。與普通人相比，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報告了更多不良的童年經歷，如家庭暴力、精神疾病、藥物使用和自殺。眾多書籍，如《打破沈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揭露他們自己和家人的精神疾病經驗》（Breaking the Silence: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Disclose Their Personal and Family Experiences of Mental Illness）一書，記錄了治療師也是人類這個不完美的部落中的成員。

　　相當高比例的治療師在某些時候曾考慮過自殺。在對心理師的研究中發現，自從他們開始從事臨床工作以來，至少有18%到25%的人有過自殺的想法。在一項對參加預防自殺培訓的治療師學員的研究中，59%的人報告說他們有過自殺的想法，5%的人表示他們曾試圖自殺。有一些證據表明，儘管研究結果不一，心理師，也許還有其他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可能有著比普通人更高的自殺風險。

　　治療師是自己的心理健康的主宰者的迷思，使得這個人死於自殺時特別令人震驚。負責幫助他人抵制自殺衝動的人也屈服於同樣的衝動。對一些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銷售人員拒絕了他們認真銷售的產品。那麼，這說明他們一直在兜售的產品是什麼？

　　一個治療師的自殺身亡，打破了治療師不受人生中的困擾所影響的天真假設。作家考特．斯特勞德（Court Stroud）在為《Vice》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陪伴他10年的治療師自殺而讓他失去了治療師的經驗。他得知的當下感到驚愕、悲傷、恐慌和害怕。斯特勞德在2019年的文章中寫道：「我也感到憤怒和被背叛。. . . 我想知道，如果我的治療師不能破解人生，那我還有什麼機會？」

　　有一種感覺是，治療師的自殺否定了他們傳授的智慧。大約在10年前，一位名叫鮑勃．伯傑倫（Bob Bergeron）的心理治療師寫了一本關於中年幸福的書。2012年，就在他的書應該上市銷售的一個月前，他自殺身亡。據《紐約時報》報導，伯傑倫讓他的書處於翻開的狀態，讓人可以看到他在扉頁上寫下的潦草文字。他寫道：「這是一個基於錯誤訊息的謊言」，並畫了一個指向書名的箭頭：《40歲之後：中年及中年以後的男同性戀的完整幸福指南》（The Right Side of 40: The Complete Guide to Happiness for Gay Men at Midlife and Beyond）。出版商取消了這本書的出版。

　　心理健康專業人員不可避免的人性、他們對客戶的責任、目睹創傷和痛苦的職業危險，以及治療師為他人樹立的榜樣，都放大了治療師在情緒上遭遇掙扎時尋求幫助的必要性。但是，各種障礙阻擋了許多心理健康專業人員通往治療師或精神科醫師辦公室的道路。這些障礙之一就是汙名。

專業人員的汙名

　　大約25年前，在與那位想要自殺的研究生通電話時，我不敢告訴她我個人的自殺經歷。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而不是我。不過，我還是喜歡這麼看待我那有著強烈自殺欲望的經驗——它幫助我理解她，而不是驚慌失措，並且讓我能夠自在地談她的死亡願望。通了半小時的電話後，在我還在跟她講話的時候，她把藥片沖進了馬桶。

　　幾天後，我在團體督導中報告了她的情況。德克薩斯大學諮商和心理健康中心裡幾乎所有的專線諮商員都跟我一樣，都是諮商領域的研究生。一名心理師帶領我們的督導工作，我們圍坐在會議室的一張長方形紅木桌旁，聽我描述這通來電。當我提到打電話的人的目標是成為一名治療師時，坐在我附近的一名研究諮商師，也是一名心理學博士生笑了起來。

　　他嘲笑道：「她有自殺傾向，還想成為一名治療師？」 　　另一位心理學博士生插話說：「她需要去找治療師，而不是成為治療師。」

　　聽到這話，我很傷心。儘管同事們都不知道我的心理健康問題，但我感到羞愧、暴露、害怕。如果他們知道了怎麼辦？他們可能也會嘲笑我。

　　我也感到深深的失望。在所有的人中，心理健康專家應該以尊重和希望的態度對待痛苦中的人。應該把絕望看作是暫時的，而不是一個人的技能和智慧不可逆轉的反應。要尊重受苦的人有可能帶著更多的希望、力量和智慧走出危機。

　　在我研究所的課程和讀物中，在我實習階段的督導和諮商過程中，以及在我自己個人的心理治療中，我被灌輸了賦權的使命。精神疾病並不是個人的失敗。它是壓力、創傷和生物學的產物，而不是性格。要用同情而不是評斷來回應。汙名是有害的，我們必須把它抓出來，對抗它，消解它。

　　現在，我發現許多心理健康專家並不把他們自己的建議當一回事。在諮商專線辦公室的那一天，我並不是唯一一次遇到同事和上司對精神疾病患者，特別是那些有自殺想法或行為的人進行惡意誹謗或無理取鬧。我聽到了這樣的評論：「企圖自殺的人只是想得到關注」。「他是在操縱」。「她只是邊緣型的」。（別忘了，邊緣型人格障礙患者的自殺率是所有診斷群體中數一數二高的，比重鬱症患者還高得多。）

　　汙名助長了這些評斷。汙名基於某種狀況或屬性將一個人打造成有缺陷的、不受歡迎的、或糟糕的人。研究顯示，汙名阻礙了人們為精神方面的問題尋求幫助，並且會透過助長歧視、孤立、羞恥，以及助長對被蔑視的狀況的絕望而使這些問題更加惡化。

　　為什麼我們中的許多人——包括應該知道的治療師——會因為精神疾病、自殺或其他心理上的弱點而對人產生汙名？沒有人知道，但有可能的是，給別人貼標籤是管理焦慮的一種方式。在一個 「我們」和「他們」的世界裡，人們通常渴望屬於受寵的群體，而不是被惡意攻擊的人、受傷的人、脆弱的人。現實是，每個人都是脆弱的。保護自己不受這一可怕的事實影響的動力，也許無意識中賦予了人們力量、控制和保護的舒適感。

　　派翠克．科里根（Patrick Corrigan）是研究與精神疾病有關的汙名的專家，他寫道，有兩種類型的汙名：由他人——人、媒體、機構、社會本身——製造的汙名（stigma enacted by others），以及已內化的汙名（internalized stigma），這牽涉到基於自身被汙名的狀況而產生的羞恥感和自我憎恨感。對我來說，別人對有心理健康問題的治療師貼上的汙名使我害怕被發現。即便如此，對我內心的心理創傷做最嚴厲的評斷的人還是我自己。

冒牌者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

　　從我的社工碩士課程畢業後，我在一家機構擔任心理師，並在一家精神科醫院擔任初談諮商師（intake counselor）。幾乎每次換班，我把車開進醫院停車場的時候，我都會想起自己開始讀研究所的幾年前住在精神病院的時光。當時有兩個版本的我。一個是曾經被關在精神病院裡的我，在那裡，在沒有人可以從旁看守我的時候我就不能使用廁所；在那裡，我不被相信可以自己保有鞋帶或長袍的布帶；在那裡，我不得不等待護理師用哐啷哐啷的鑰匙打開通往病房外世界的門。而現在的我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可以自由地在腰間繫上皮帶，以同事的身份與精神科醫師交談，用我自己的鑰匙隨時進出病房。

　　我很難調和這兩個不同版本的自己。有一天，我在治療師蘇珊辦公室的沙發上哭泣，我告訴她，我感到很自卑。我反覆發作的憂鬱症，在我還是青少年時就已經出現了，它讓我變成有缺陷的人。我是一個冒牌貨。這並不是說我覺得自己不夠格。我擔心的是別人會因為我的精神病史而譴責我不夠格當個治療師。

　　「如果有人打電話到我的某個工作場所，說『噓，史黛西．弗里登塔爾曾經試圖自殺，而且住進精神病院喔』，會發生什麼？」我問道。 　　「哦，這就是為什麼她這麼有同理心，」蘇珊毫不猶豫地說。「然後我會這麼說：『哦，所以這有解釋到沒錯』。」 　　我哭得更厲害了。羞愧感使我看不到幾年前我懇請那位打專線電話的研究生牢記的東西。我們的痛苦經歷可以幫助作為臨床治療師的自己去理解、同理及連結他人。意識到我對自己有多苛刻是很痛苦的事。同時，我也質疑不是我的心理治療師的那些人是否會給我同樣的恩惠。

　　幾年後，作為一名社會工作專業的博士生，我第一次朝聖了美國自殺學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的年會。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Bethesda）一家酒店中的無窗會議室裡，我參加了一整天做自殺研究的課程。有一次，一個研究人員站起來問了一個問題。她抱怨說，因為她的實驗室關注自殺，所以吸引到那些過去曾有自殺傾向的研究助理。

　　她問道：「我要怎麼做才能剔除這些人？」

　　在隨後的討論中，沒有人提出這個可能性：有自殺史的人可能可以透過一種建立在個人苦痛和勝利之上的洞察力來豐富她的研究。沒有人告誡她不要歧視。我很抱歉…我也沒有。

　　我不能讓人們有任何理由懷疑我有脆弱的地方。我太害怕公開分享這點：在 「我們」和「他們」的錯誤二分法中，我既是「我們」，也是「他們」。這些我從同事那裡聽到的評斷給我上了重要的一課：保持沈默。躲起來。如果你向人們展示你自己——你真正的自我，你會被嘲笑、被評判、被抹黑。被剔除。在我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在研究所學習，累積時數成為一個有執照的臨床社工，開創新的事業，並且跟我對自己的精神病史的羞恥感拼命搏鬥之後，我不能冒這個險。

隱藏過去

　　守護一個秘密需要連續不斷的警覺心。你要注意你所說的，你所做的，你所透露的。你的偽裝會使你對自己秘密的覺察佔據心中最重要的位置，這是一種羞恥感的刺耳提醒。這很累人，也很孤獨。你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是隱形的。當然，這就是問題所在。你隱藏了你希望沒有人會看到的東西。然而，與此同時，你也渴望被人看到並接受你是誰。

　　我很羨慕那些公開自身困境的心理健康專家。心理學家凱．雷德菲爾德．潔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是研究雙相情緒障礙症的專家，她在1995年出版的《躁鬱之心》（An Unquiet Mind: A Memoir of Moods and Madness）一書中記錄了自己的雙相情緒障礙症和自殺的情況。她在序言中寫道：「我不知道如此公開地討論這些問題會對我的個人和職業生活產生什麼樣的長期影響，但是，無論後果如何，它們一定會比繼續保持沈默要好。我已經厭倦了躲藏，厭倦了把精力用在糾結上的浪費，厭倦了虛偽，厭倦了表現得好像我有什麼要隱藏。一個人是誰就是誰，而躲在學位、頭銜、任何話術或詞彙的集合背後的不誠實，依然會是：不誠實。也許有其必要，但就是不誠實。」

　　在某些方面，能夠隱藏自己的精神疾病是一種特權。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有些人可能會在會議上失控地哭泣。他們可能會以極為快速與離題的方式說話，以至於讓同事或個案越來越擔心他們。他們的手臂上可能會有明顯的疤痕。如果一個治療師露出明顯的掙扎與困頓，同事們可能會擔心這個專業人員是否適合執業。心理健康問題，特別是在危機期間，當然會影響治療師有效運作的能力。但是，許多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也確實處理得很好——事實上，是如此之好，好到沒有人懷疑他們現在或曾經有過困頓與掙扎。

　　我把自己的過去隱藏得很好，以至於有些人指責我不可能理解自殺的感覺。差不多10年前，我創建了一個網站，名為「談起自殺」（Speaking of Suicide）。迄今為止，它已經被造訪了500多萬次，讀者留下了7500條評論。其中一些評論來自那些視我為局外人的人，他們認為我對自殺者心理的了解只來自於書籍、研究和治療沙發的另一側。

　　有個人評論說：「我真的希望預防自殺的人能夠站在那些遭受情緒痛苦的人的立場上幾個星期，看看他們會如何應對。」 　　另一個人直接對我說：「是的，你可能讀過關於精神疾病的書。當然，你可能有一個什麼學位。但是，如果你從未患過憂鬱症或有過自殺傾向，那麼你絕對沒有權利寫文章。」

　　過去這麼多年，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騙子，因為我是個曾經嘗試過自殺的治療師。而那時候，我更越來越覺得自己是一個騙子——甚至是一個躲躲藏藏的懦夫。我領悟到應該要怎麼樣分享我的秘密，從而能幫助那些造訪我的網站的自殺者：首先是向他們表明我確實知道我寫的東西，其次是說明，確實有走出黑暗的可能。

出櫃

　　在2017年春天的三周時間裡，我非常焦慮，以至於呼吸和睡眠都很困難。《紐約時報》接受了我寫的一篇關於我自己在研究所自殺未遂的文章。經過這麼多年的保密工作，我即將在美國最著名的報紙上公布我的過去。

　　一個秘密就像一根刺。它在你的皮膚下潰爛。而且，最終它想通過自己的方式出來。在我寫完《幫助自殺者：給專業人員的提示和技巧》（Helping the Suicidal Person: Tips and Techniques for Professionals）一書後，我終於做出了出櫃的決定。出版這本書給了我新的信心；我已經證明了自己。現在，如果人們對我進行評判，他們的蔑視將只是一個更大的圖像的一部分，將會被我足以勝任的具體證據所擠掉。即使人們知道了我的過去，我的專業知識並不會就此魔術般地消失。

　　就像不是每個人都能隱藏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一樣，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把它們暴露出來。這樣做會危及父母對孩子的監護權，移民獲得公民身份的能力，醫師維持執照的能力。雖然我希望這不是真的，但對許多人來說，因揭露而受到傷害的風險是真實的。作為丹佛大學的終身副教授，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我感到有責任停止躲藏。

　　我看到了與LGBTQ+性少數族群出櫃的相似之處。據報導，舊金山第一位公開的同性戀參事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說：「我希望看到每個同性戀醫生出櫃，每個同性戀律師，每個同性戀建築師出櫃，站出來讓世界知道。這對一夜之間結束偏見的作用將超過任何人的想像。」這同樣適用於精神疾病和自殺問題。當來自各行各業足夠多的人揭露他們自己的掙扎時，恥辱感就會減弱。至少，我希望會如此。

　　在文章被接受和發表之間的幾個星期裡，我很害怕我的同事知道我的故事後的反應。我走在通往大學辦公室的走廊上，看到另一位教授站在電梯旁，一整塊的焦慮就會猛地砸進我的肚子裡。他將如何看待我？或者，她會對我說什麼？我和我的院長約好，提前告訴她這篇文章。我擔心她可能會不同意，而且萬一我給學校帶來了負面的關注，我會希望她能夠有所準備。

　　如果有同事在文章發表後對我有什麼負面想法，他們不會說出來。在我的大學內外，許多同事都給我擁抱和支持，或以他們自己隱藏的憂鬱症、雙相情緒障礙症、成癮和其他掙扎的故事作為回應。陌生的人也發來由衷的信。我聽到了來自德國、希臘、澳洲和整個美國的人們的聲音：長期雙相情緒障礙症病史的社工系教授、對同事隱瞞自己的憂鬱症的60多歲治療師、住進精神病院並且在被總醫師探視之後感到非常羞愧的精神科住院醫師。人們寄電子郵件給我，說在讀了我的敘述後，他們不再感到孤獨，對自己的未來更有希望。我的院長給教職員工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讚揚我的「勇氣和影響」。她最後說：「我想起了瑪麗安．威廉森（Marianne Williamson）的一句話：『當我們從自己的恐懼中解放出來時，我們的存在會自動解放其他人』。」

那現在呢？

　　要真的殺死自己是不容易的。我沒有描述自己在研究所那個漫長的夜晚所使用的自殺方法，因為專家警告說不要公布具體的細節，以免它們成為脆弱者的操作指南。所以我只想說，我所做的一切會讓自己不能呼吸。

　　無論如何，我希望能夠安然入睡，不再醒來。但身體卻在反抗。由於沒有了空氣，我的胸部和腹部都在努力吸取氧氣。我的肺很痛。恐慌充斥著我。很快，我的頭腦也反叛了——不是我頭腦中虐待、憂鬱的部分，而是健康的部分。想活下去的那部分。我的手因為缺氧而變得更加鬆弛和刺痛，我瘋狂地衝去解除我做到一半的自殺嘗試。

　　第二天早上，我把遺書和給朋友的指示塞進我的日記本，把銀行對賬單放回我的金屬文件櫃，並打電話給我的治療師。在之後的幾個月裡，在抗憂鬱藥物、每周兩次的心理治療、正念冥想和規律閱讀佛教讀物的幫助下，我的情緒有所改善。此後多年，我做了大量的個人功課來限制我那情緒障礙的力量。我到現在都還在這樣做。

　　我把我的故事保密了近20年，但在過去的四年裡，我已經分享自己的故事許多次了。說出我的故事是一種反抗汙名的行為。在大學講堂、會議和媒體採訪的數百名聽眾面前，我談到了我的自殺經歷，我的康復，以及我一路走來的教訓。我不會主動向我的個案介紹我的病史，但如果有人問起，我會回答問題。（到目前為止，很少有人問起）。

　　幾年前，我在丹佛，於某人優雅的家中的客廳裡，我做了一個關於慢性自殺的演講。學生和專業人士坐在沙發的扶手上、地板上和折疊椅上，我向他們傳授我與一個自殺念頭持續數月或數年的個案一起工作時，我運用的關於反移情、權力爭奪和自我照顧的臨床技巧。

　　演講後，當幾乎所有的人都離開後，我到餐廳看看還剩下什麼茶點。起初，我是一個人。然後，當我把一塊巧克力蛋糕和幾個草莓放在一個紙盤子裡的時候，一個年輕女子走到我身邊。她做了自我介紹，並以沙啞的聲音告訴我，一年前，她經歷了憂鬱症和自殺想法。她是社會工作專業的研究生，她擔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會使她失去成為一名治療師的資格。

　　有一天，她告訴我，她在洗澡時開著收音機，聽到科羅拉多公共廣播電台採訪一名治療師，討論憂鬱症和自殺帶給她的艱難，以及她的康復和作為心理健康專家的職業生涯。那個治療師就是我。

　　「我無法相信你所說的，」她說。「我把水關了，只是為了確保我沒有聽錯。」

　　她告訴我，聽到我的故事帶給了她希望。她感謝我的分享，當我們擁抱的時候，一種喜悅悄悄地在我心中蔓延。這是真的，瑪麗安．威廉森寫道：「當我們從自己的恐懼中解放出來時，我們的存在會自動解放別人。」（As we are liberated from our own fear, our presence automatically liberates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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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黛西．弗里登塔爾（Stacey Freedenthal），博士，有照臨床社工師。她是心理治療師、諮商師、作家和丹佛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的副教授。她著有《幫助自殺者：給專業人員的提示和技巧》（Helping the Suicidal Person: Tips and Techniques for Professionals）一書。她目前正在為有自殺傾向的人的親人寫一本自助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