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女性主義十分陌生,包括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這些不同的主要流派我都不是很熟悉,多虧了君玫老師的課程,我才有比較粗淺的認識(非常推薦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這本書,能夠幫初學者快速勾勒女性主義的地圖)。這篇Susan Hekman在1997年發表的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就是對女性主義發展過程中甚為重要的「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的重新審視,而這個「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就是起源於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這個流派(關於立足點理論,也推薦巨流圖書公司出版的《女性主義:議題與論證》和《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
我認為,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代表了知識概念典範轉移的開始,這種轉變不僅改變了女性主義理論,也改變了認識論本身。Lorraine Code(1991)所稱的「認識論領域的新製圖」(new mapping of the epistemic domain),其表徵了女性主義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闡述和發展。最後,我主張這一理論仍然是當代女性主義的核心,因為它所提出的問題對女性主義理論和政治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最近,女性主義者對「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變項進行了很多討論。我相信,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透過發起對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s)的討論,為這樣一種差異政治奠定了基礎。
Hartsock 的主要主張之一是,雖然統治階級的話語是意識形態的,但被壓迫者的話語不是:它反映了他們生活的具體現實。這一主張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她主張女性主義的立足點是掙來的,而不是被給定的(is achieved, not given)。她們受壓迫的性質並非對所有女性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只有通過女性主義的分析,才能闡明女性主義的立足點。這歸結為,雖然女性主義的立足點是話語構成的,但它所依據的女性生活的物質現實卻不是。這個重要的區別在許多後來的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中消失了。相信女性的立足點會抵制定義所有對於現實做「片面和倒錯」(partial and perverse)感知的話語形構,這是 20 世紀 80 年代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的一個主要主題;它構建了這些理論家為定義女性主義分析的獨特方法所做的努力。
這種信念最重要的例子是 Dorothy Smith 的作品。在她1987年甚有影響力的文章〈女性觀點作為社會學的激進批判〉(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中,Smith 提出了社會學類別與女性日常生活(現象學家稱之為生活世界)之間的對比。她認為,社會學和社會學方法的範疇體現了Hartsock 所說的「抽象男性氣質」。對於社會學家來說,客觀性被定義為知道者(knower)和被知物(known)之間的分離,脫離了知識的處境性(situatedness of knowledge)。她認為,這種方法和這些類別消除了女性的經驗,這是一種始終處於情境的、關係性的、參與的經驗。由此得出兩個結論。首先,女性生命中的生活現實在社會學領域中是缺席的;它對社會學家來說是完全的「看不見」。其次,女性社會學家經驗到了一種分為兩部分的意識:她作為社會學家遇到的抽象概念世界與她作為女性的生活現實。Smith 研究的目標是定義一種「重組社會學」(reorganized sociology),透過突顯出實際生活經驗來解決這兩個問題。
Smith 在《日常世界作為問題》(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中概述了這種重組社會學,也就是她所謂的女性的社會學(a sociology for women)。她將社會學的世界定義為脫離日常生活經驗的概念世界。相比之下,女性世界是「物質的和地方的」,是我們實際經驗的世界。這些定義導致Smith將「女性的立足點」定義為日常生活現實中,落在以文本為中介的話語之外的觀點。她聲稱,女性的立足點與馬克思的方法有關,但構成了對它的改進,因為它「錨定」在日常世界之中。這種方法構成了 Smith 所追尋的 「哥白尼式的社會學轉變」。
Smith 非常清楚她想要在研究工作中做些什麼;她是否成功是另一回事。她一方面提出了抽象概念和另一方面生活現實之間的絕對二分法,指責社會學居住在抽象的概念世界中,並主張轉向二分法的另一邊。Smith 的敘述的一個奇怪方面是,儘管它受到現象學方法的啟發,但它仍然背離了現象學家對概念形成的本質和概念在社會學分析中的作用的理解。 Alfred Schutz (1967)的生活世界理論是 Smith 方法的起源,他和Smith一樣聲稱,社會學方法必須根植於社會行動者的現實(生活世界),以及,社會行動者的生命經驗必須構成社會學方法和概念的基礎。但是與Smith不同,Schutz認為,首先,社會行動者的世界是由他們的概念構成的,其次,社會學家也使用概念來研究那個生活世界。Schutz聲稱,他所提倡的生活世界社會學比實證主義社會學更「充分」,因為它與社會學不同,它根植於社會行動者的概念。但他也明確表示,他的方法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概念裝置,具有真實性和準確性的標準,即一種話語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
有時,Smith 似乎承認她實際上是在提倡概念轉變,而不是從概念到現實的轉變。她強調:「當然,我並不是認為社會學可以在不知道如何去做的情況下進行,並且我們以天真的意識來處理我們的研究」。在明確提到 Schutz 時,她聲稱「隨著我們在女性之間發展出一種話語,它具體化了我們這些先到的人的問題和關注,並定義了陳述的類型、相關性、現象界以及賦予它獨立於在其中行動的特定個人的社會形式的慣例」。但這些都是孤立的引述。她的研究的整體論旨,都是要去否定這件事:她要不是在研究概念現實(社會行動者的世界),不然就只是在塑造一種話語並提倡一種方法。她一再重申的論點是她的方法優於「抽象社會學」,因為它根植於「一個實際的物質環境,世界上一個實際的地方和特定的地方」。她拒絕承認的是,「現實」也是話語構成的。這樣做將放棄她的方法所依據的抽象概念和生活現實之間的簡潔二分法。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其他早期表述反映了概念與現實之間的這種二分法,特別是男性的抽象世界和女性的具體世界。Hilary Rose 根據女性勞動的物質現實和抽象的男性主義科學將二分法概念化(1983、1986); Iris Young 呼籲根植於「真實社會關係」的「女性主義歷史唯物主義」(1980); Mary O'Brien 著眼於生殖過程為她的社會理論(1981)提供物質基礎;Alison Jaggar 訴諸馬克思主義對被壓迫現實觀的認識論優勢的明確理解 (1983)。甚至後來拒絕接受任何天真的現實概念的 Jane Flax 也認為,我們需要能夠對我們的經驗做出公正判斷的思維方式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