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61集｜白恐創傷（二）悲傷的故事真能「療遇」？

文 / 楊鵑如

白色恐怖受難家屬二代陳慧瑛，同時也是助人工作者，她分享屬於自己的故事，見證受難者家庭所產生的心理創傷連帶影響周遭，包含職場及人際網絡，反思國家政策及社會造成受難者家庭的困境。

為政治暴力創傷進行心理協助的助人者楊敦翔將說明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進行療癒試辦計畫短短兩年、資源人力建置仍有所不足之時，即因促轉會今年5月任期結束而移交到衛福部，恐怕造成受難者及其家屬的不信任感及二次創傷。

陳慧瑛與楊敦翔也擔任「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理事，共同呼籲政府提供政治受難家庭的照顧與支撐是國家的責任，相關服務切莫中斷。

發聲的困境　政治創傷受難者如何找資源？ 陳慧瑛的父親因在60年代參與黨外民主運動，32歲被捕入獄，遭遇刑求並被判刑8年。刑求之創傷讓他後來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被害妄想。

對於政治受難傷痛，是否有走出來的一天？陳慧瑛說，所有的傷痛經驗會一直存在當事者身上，只是每個當事者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撐住這些傷痛所帶來的不平衡、有沒有足夠的溫柔去處理、稀釋掉傷痛。

很多受難者或家屬們講出受難經驗卻不被理解，多數人會選擇不說；甚至很多人出來做見證後反而跟家庭關係更不好，或被同案的人質疑。

她提到自己說出白恐受難者不堪的現況，這件事也挑戰了一些把受難者視為光榮勇敢的人的觀點。她爸爸雖然目前狀況不好，但他也有過去堅毅的樣子，不同狀態的受難者都應該要被完整看見，況且受難者有很多面貌，的確有很勇敢、想要對抗極權的人，也有感到冤屈的、被羅織入罪的等等，都是不同的故事。

對於爸爸受難後創傷未癒而連帶影響家人及家庭關係，是否有專業協助介入？，陳慧瑛說小時候求學時期還不懂將家庭問題與政治暴力創傷連結在一起，除了老師們會多加幫助以外，曾聽聞單親家庭的同學提到有家扶基金會介入協助，當時也希望若能有外部資源接觸自己家就好了。高中時期自己有進行心理諮商，整理自己人際跟爸爸之間的關係，他當時單純以為這就是「人的困境」。

等到念研究所、大致了解爸爸政治受難的影響，想讓爸爸就醫精神科，起初並不順利，但是當爸爸提出想要去醫院拿「好睡的藥」時，自己與熟悉的精神科醫生溝通爸爸受難者身分狀況，醫生有創傷諮商概念，知道受難者的過去是特別的，沒有把他爸爸的被害妄想當成單純症狀，繼而與她爸爸建立關係後，再以單純獲得舒眠藥為由，讓爸爸穩定服用抗精神病藥，藉以安定情緒。

對於政治創傷受難者所需的協助是什麼？助人工作者楊敦翔表示，政治受難者的創傷樣態都不一樣，民主的社會正是希望每個創傷的不同樣貌跟聲音都能被說出來，但是政治受難者卻會經歷「如何發聲階段」，若要說出自己的故事應選擇用創傷還是光榮的事蹟去說明？因此助人者能做的就是要讓受難者展現不同聲音，想辦法建立足夠安全、信任的關係，讓他們比較能說出口，逐漸的呈現傷痛全貌。

好不容易開啟的信任　轉變成二次創傷？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進行很多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相關歷史真相調查，偏重補償、究責及政治舉措。對於受難者的療癒計畫方案施行狀況為何？

陳慧瑛說，談到政治創傷療癒並非否認現在積極進行的口述歷史整理、公開檔案真相、賠償金額的努力等等，也有很多受難者認為應該要先處理真相究責，對他們來說，有人代表承認白恐責任、讓社會大眾知道歷史真相都是很重要的療癒。

楊敦翔說目前服務政治受難者的助人者人數是不夠多的，與政府建置相關資源較晚有關，助人者也需要更多實務經驗累積。他提到自己也是因為促轉會方案才學習怎麼跟受難者工作，前期會有相關知識培訓，最重要還是要在現場臨陣磨槍，並且要隨時有人討論、有資源去應對。

「促轉會消失，但是受難者仍然存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將於今年5月結束運作，其「重建社會信任組」自2020年10月於臺北、臺中、高雄、臺南四區試辦的「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照顧支持試辦計畫」目前將於3月底結束服務，「政治受難家庭密集照顧試辦計畫」也將於4月底結束，相關療癒方案在5月移交衛福部。

楊敦翔感嘆，兩年前才開始的療癒方案相當於正起步，外包式標案受促轉會任期限制無法給長期聘約，助人者如社工師、心理師職缺少又不穩定，且一期多為6-8個月短期簽約，每年還要重新評估是否延續，在這樣的框架下助人工作者變得很難找，療癒工作發展性受限，很難聚集各式各樣不同職類工作經驗者到這個場域裡。

該標案沒有足夠對助人工作者的支持，發展限制造成助人工作者流動快速。每個個案困難及複雜度不同，需要耐心及信任感建立關係，若方案結束、換工作者服務，恐怕造成當事者二次性創傷。「受難者好不容易信任你了，好像才要開始了卻結束了。」 楊認為，協助政治創傷療癒的專業很難培養，但是培養後又因為行政流程、標案方式很快又消失了，反讓受難者家庭失去安全感。

他提到協會作法是花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用信件、電話或登門拜訪讓受難者願意信任、參加活動繼而說出自己的故事。這樣的方法很難在外包式標案基準下被量化，但卻是療癒的核心，「需要讓受難者們完整的說完。」

還不被認識的政治受難創傷　考驗助人工作者 「受難者早年遭受國家體制受難過程時，深深感覺被世界遺棄，刑求迫害等創傷難以讓他相信有人要救他，更恐懼是要害他。」

陳慧瑛認為促轉會的試辦計畫方案雖有侷限，但還是重要的開始。「我爸過去沒有這些據點可參與，該怎麼做呢？」她以自己社工工作者背景來串聯跨領域專業工作者到家裡做照顧工作。

陳提到爸爸對醫療行為有很多抗拒，可能過去遭受刑求「被打針」造成創傷，對於手綁住院標籤或者點滴打針行為極度抗拒。他爸爸曾因為住院時覺得「護理師要弄他」，強烈拒絕住院就醫，因此將爸爸帶到醫院就要做很多布局，需要跟醫護人員解釋爸爸的特殊性，請求他們告知爸爸每個醫療行為的意義。

「對別人來說上救護車的束縛及輸送氧氣是輔助行為，對受難者來說是侵入。」對於長照工作者來到家中架設輔具等行為，也要對工作者進行創傷告知，「沒有跟爸爸建立信任，服務是不可能展開的」。她認為其實在精神障礙、性創傷、目睹兒也會遵循類似原則

陳慧瑛說政治暴力創傷最大特殊性就是才剛開始被社會認知，還不被社會所認識、理解與重視。「社工們可能有上過性暴力與精神障礙者應對的課程，但是學校沒討論過政治暴力創傷要怎麼處理。」

他提到其他類型的創傷案件也是需要慢慢改革的，像家暴事件在「鄧如雯案」之前普遍被社會認為是家內事，不太被外界介入協助，現在則是被認為應協助通報幫忙，社會在經歷一段時間後才轉變態度。

由於很多受難者是高知識分子，不喜歡示弱，不容易讓外人不理解，因此不會引用外界資源，因此工作者與受難者建立關係的時間就是服務裡最重要的部分，考驗工作者們如何回應。

陳慧瑛舉例，自己曾帶記者去拜訪「鹿窟案」長輩拍攝紀錄片，長輩會要求受難二代的她做為「自己人」去煮飯給大家吃，如果傳統的工作模式是不會回應這些要求，工作者要接受與當事者界線在哪裡？若拒絕他會失去什麼？「每次的抉擇回應都是重要關鍵」，陳慧瑛說她最後還是花費半天以上的時間去幫忙煮飯，這也是為何要取得信任關係必須經常花費較久的時間的緣故。

政治受難者療癒的責任　國家政策應長遠規劃 國家政策應如何面對政治受難者療癒的責任？楊敦翔認為政治暴力創傷療癒不會結束，就像對家暴案當事者也不會預期他們什麼時候傷會痊癒，特別是這個創傷是國家機器造成的，因此政府不要再給半年、一年等短期的療癒方案，讓工作者與受難者及其二代建立關係時免於擔憂何時結束。

楊表示，很多受難者年紀很大，國家要做的是讓療癒的空間持續開著，在療癒的路上讓每個人用他的步調，搭配心理、物理及空間陪他走過，因此療癒方案期程要夠長之外，也要有足夠的編制人員。

他提到促轉會的療癒工作經驗仍有遺憾，要繼續維持住目前個案量的關係已經是極限，但還是看到很多人需要花功夫建立關係 ，自己卻沒有餘裕建立，面對方案即將要結束，也只能先擱著。

日後對受難者們若能有方便辦活動的地點，穩定長期的配置時間、空間及行政條件，對於還沒建立關係的受難者及其二代至少是好的開始，工作方法細節可以後續再調整。

促轉會任期結束後，將移交到衛福部。移交後怎做較合適？陳慧瑛說，療癒工作應該是一個完整的在社會跟環境系統裡發生的，不會只有身體上的治療與照護，也不會只有心理的諮商跟支持，還要協助當事者進到社區跟社會去工作，也就是說工作團隊要跨專業，不能只侷限在照顧身體的專業。

陳慧瑛建議，不能只有護理師、社工、職能治療、心理師等人有sense，甚至連行政人員都要有認知，不能對待政治受難者一問三不知，還需要法律歷史背景的人共案、跨網絡、跨專業的工作，並且不只是各專業負責各專業工作，還要能交換工作視野給別人。比如說若一個社工對歷史或法律沒有足夠了解，就要跟歷史或法律專業者一起入家，才會讓受難者覺得自己的歷史被重視。

陳慧瑛呼籲，如何讓受難者們感受整體被看見，而不是只有身體治療，如何讓他們的狀態回到社會對話，更要協助如何讓他們重建社會信任，讓整個社會變成支持他們的網絡，是未來移交到衛福部一個重要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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