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以語言視角重探階級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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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大佛普拉斯》藉著黑白/彩色的畫面轉換,與貫穿全片的旁白等形式上的玩味,以黑色幽默直陳社會底層的殘酷現實。片中一口流利而語帶幽默的台語,就此成了導演黃信堯的個人特色。偶然之下重看了《大佛普拉斯》,發現比起片中為人熟知的行車記錄器畫面/現實畫面轉換,這一次更想談的是語言和聲音的選擇。
電影作為視覺主導的敘事形式,關於「聲音」的著墨幾乎在以視覺圖像為主流的討論中被壓縮。然電影的「聲音」卻是電影敘事裡鑿痕相對較多的敘事元素,人們在電影裡所體驗到的「聲音」幾乎都是由後期技術所建構而成。由此,聲音的選擇關乎了哪些聲音該在音軌上被拉大、說話者該以何種語言闡述、表現,都成了受主導的設計。
《大佛普拉斯》裡,自開場以來,全片人聲便可以「敘境內」與「敘境外」作為區分。兩者皆以台語為主要使用語言,而「敘境內」偶時也根據場景而轉換/穿插華語。在「敘境外」,則由導演黃信堯親自演示的台語旁白為劇情補述人物心境(甚至是由角色打破第四面牆形成對話),時而以直白口吻的描述為畫面提味。除了原本電影景框劃分出的鏡外/內,更因引入行車記錄器畫面,而在敘境內延伸另一層景框的鏡外/內關係,使得在鏡外觀看的肚財( tōo-tsâi)與菜脯(tshài-póo)的垂涎嚮往也成了另類的「旁白」。
在過往的聲音相關研究指出,人們習慣認為有聲則必有聲源,敘境之內的聲音,因有可見的發聲來源,觀者能藉著該聲源的形象、背景理解「那個聲音」為何發聲、如何發聲。然不具形體的旁白,則在電影聲音理論家Chion的話語裡被指稱為具有權威性的,仿若掌握了全知、全視與全權的觀點,並可能貫穿全片而無所不在,進而統合人們的觀感、主導觀者對於敘事的理解(註1)。在《大佛普拉斯》的語境裡,真正得以穿透鏡頭、看得到觀者,並能向鏡外敘事者對話的只有小人物們;當觀看有權者張揚作樂時,帶有距離的旁述總是帶著棘刺的諷喻介入,儘管對底層人們的揶揄也沒少過,那個無形的、帶著一定權力的聲軌仍展現了與小人物的並肩。
在以階級社會為主體的《大佛普拉斯》裡,語言的選擇也必然受階級結構影響。在臺灣,語言與階級之間的關係勢必得回溯至「國語運動」甚至更早前的時代。臺灣作為多種語言共存的社會,過往的殖民經驗使得隨外來統治者移植進臺灣社會的語言(如日語、華語)成了彼時上層而正式的語言,台灣的本土語言在這樣的統治脈絡下長期被斥為低階語言。時至近代,在「國語運動」的傾軋下,本土語言的形象更在政令與傳播媒體的形塑下備受打擊,華語則是不斷地受當權者鞏固,如今成為於台灣社會中主流的語言。
在多語社會裡,語言隨著各自對應的語族之間的權力差異而產生位階。在以畫面形式體現階級的《大佛普拉斯》裡,無論角色們的階級為何,多數的場景皆以台語為主要語言。在多語言共存的情境裡,值得觀察的是「語言在什麼樣的時機被切換了?」以及「什麼樣的角色在場景裡轉換了語言?」此即透顯出該語境中的權力關係。
片中,少數展現能完整切換台語、華語的人物便是人面獸心的老闆啟文。啟文宣稱為留美藝術家,海歸後成為銅像工廠老闆,與員工說話時,總是轉換成流暢的台語,佯裝親和地配合著工人們的語言。
然啟文說最多華語的時機,反而是當他面對女人的時候,甚至是性愛時的「dirty talk」。此時的華語就啟文而言,是顯擺、裝作高尚的工具,更把社會位階更高的英語也拿來搬演。然而,在這些場景裡,啟文並不真的因此更為崇高,如上位的女子Puta/Buddha,以及刻意對女大生落(làu)下的英文(女大生卻也隨後跟進),而啟文的口音卻更顯遜色。或許啟文招搖的身份早在那強行音譯的工廠招牌「葛洛伯(global)」演示下有所破綻,牽強的頭銜一如搖搖欲墜的假髮。與此同時,高階的語言如華語、英語也只不過是(失敗的)情慾工具,是僅存於異色空間(記錄器畫面)語用,因而顯得倒陽。
此外,《大佛普拉斯》裡,佯稱體面的華語也出現在宗教團體前來探視佛像進度的段落,該場景匯聚了片中最有權力的一群人,在乍看全片最正式的場合中,所有人皆以華語進行溝通。不過,唯獨對佛像外表頗有微詞的師姐在首次開口時,是以台語夾雜著特定華語詞彙來表達她的「不滿意」,或許是林美秀飾演的師姐希望以放低姿態的婉轉語氣來表達要求,因而背離原先對話中的語言使用(華語)。然而,當師姐意識到面對的男性委員毫不退讓時,便轉用華語,且談話內容變得針鋒相對,顯示了此時師姐的語言轉換是為了奪得對話之間的上風。
華語在此中儘管還是虛假權貴們用以張揚的主導語言,然在啟文外強中乾的演示裡,已悄悄洩露了內在的獸面。
上層階級者內在的失勢不但被敘境外的觀影者所見,也被敘境裡的底層人們窺知,然《大佛普拉斯》悲戚的卻也是直陳了這些人們注定沒有鬆動結構的機會。就如台語之於底層的主角們而言,是賴以溝通、理解生活的語言;對於權貴者們卻是藉以縱橫法外之域的語言,諸如警局裡的關說、溫泉湯屋裡的歡場,當需要佯裝體面時,他們仍能躲回華語的一本正經底下。無論如何,那些以不起眼事物起名的主角們 — — 肚財( tōo-tsâi)、菜脯(tshài-póo)、土豆(thôo-tāu)和釋迦(sik-khia) — — 總是走投無路的,他們也人如其名地可有可無(稍有差異的則是與佛陀同名的「釋迦」,而他的存在也與那尊眯眼的佛像一般靜觀著世間),甚至在窺知了上層者的真相後終得命償。嬉鬧諷刺之後,《大佛普拉斯》終究是悲涼地呈現人與人之間以階級為序的嚙食,語言與階級之間的交織在敘境外旁白的導引下戳刺著上層階級的表象,但更多的時候,它是伴著那些無力、無語的人們,從一場葬禮繞行到下一場葬禮。

註1:Chion, M. (1999). The voice in cinem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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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地下鄉愁藍調》(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的MV裡,畫框一角的巴布狄倫(Bob Dylan)直視鏡頭,手中的字卡隨著快板敘事歌詞一幀幀掉落。
在抹去了確切時間和背景的景框裡,語言學家的視角是田野式的、雙向地與新型態的語言溝通、引發時間感知的共振。記憶在新的時間觀裡,不再只是固化過的往昔,而是成為生命星叢(konstellation)裡與當下、未來相互輝映、指引的要素。
如果說,廖克發刻意地藉著影像物質和時序間隔出對原住民族的帶有距離的、局外的影像觀點,以指出在馬來歷史裡的種族階序如何地將原住民群體他者化。那麼,之於馬來西亞獨立後的馬華衝突,導演則是引入不同族群見證者的視角,試圖透由多方觀點建構事件,而他的攝影機仍不帶批判地處在局外。
在廖克發的鏡頭裡,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是他一貫的創作關懷。
六、七零年代在二十世紀的時間軸上也許是最奪目的二十年,世界面臨政治劇變,人們透由音樂、藝術發出噪鳴,社會議題與個體面對權威時的憤怒相互嵌合,奮力地揮舞雙臂。
1987年的夏末,位在馬泰邊界的吉打老家遁入詭譎的迷霧裡。自開場的酬神戲,《南巫》便奠定了宗教展演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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