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別了，柏林》Fabian oder Der Gang vor die Hunde：道德作為時代倒錯的玩笑

高噪點視野和搖擺的舉步，未辨明出時序的景深在開場的一束頂光裡糊成一片，而夜晚的柏林也因主角和女子在鏡頭裡的跑動而震顫。

《永別了，柏林》改編自德國作家艾里希．凱斯特納（Erich Kästner）於1931年出版的小說《Fabian, The Story of A Moralist》，原著透過主角雅各．法比安（Jakob Fabian）的雙眼看望下墜中的柏林城市。在電影中，導演多明尼克．葛拉夫（Dominik Graf）則以4:3的景框，大篇幅的手持鏡頭或即或離地貼近和遠眺法比安的行跡與身影，並混用檔案影像（archive）、超八釐米底片（super 8mm）和分割畫面等形式，藉著快速的剪輯節奏接合數位攝影畫面。影像上的「新」與「舊」在本片的敘境裡縫合，營造不亞於現代的錯亂、迷醉，進而共同指向彼時柏林搖墜而衰頹的時代精神（Zeitgeist），那是前有「黃金年代」（Goldene Zwanziger）的幻滅、後有納粹黨的眈視，是德國鏈接過去混沌與未來劫難的時間節點。彼時的社會氛圍於今不曾遠去，「2021年的我們，依然活在威瑪時代。」導演口中的歷史如此危惴地復述。

《永別了，柏林》以不斷喧騰的夜店場景揭開敘事，強烈的影像風格將全片旨在營造的墮落刻畫得有如透過彼時人們眼見的紀實與呢喃呈現。尤其當過往與今日的界線刻意被抹消，美好年代急速褪去之時，後人已知的民主悲劇，未來可期的劫難便在貫穿全片的旁白裡靜待發生。

影像中的享樂氛圍透由超八畫面的粗礪與柏林夜戲裡的聲光，將黃金年代的餘韻顯影。一戰後的德國，因《凡爾賽條約》影響而陷入經濟困頓，直到1924年，政府引入新貨幣取代舊馬克，德國經濟才漸漸復甦。由此，從1924年至1929經濟大蕭條為止的五年期間，便是德國20年代的繁榮時期。那是相對於前後兩次戰爭間少有的樂觀，人們想著整個德國社會將走出戰爭陰霾和經濟重擔，卻未能意識到表層底下尚未穩固的政治結構。爾後，當德國再次跌入通貨膨脹、大幅失業的困境，假象溶解成裹住人們足踝的泥淖，雜揉表面極樂而不甘甦醒。而那也恰好是法比安遇見柯尼莉雅後，決心尋求穩定生活的時期 — — 自兩人相遇時的浪漫和在愛裡的狂放，再行至生活的困頓，正疊合了柏林從黃金年代後大夢初醒時的不經心狀態。

而威瑪共和末期，納粹對於憲政體制虎視眈眈，直到1933年進入了國會中，威瑪共和宣告瓦解，德國進入第三帝國。直到局勢真正轉變之前，既有的政府除了溫和的國會投票措施，並未制度性、系統性地抵抗納粹奪權。然在當時，社會上也少有支持進步意識的聲浪，資產階級守衛著自身利益，整體社會對於「民主」未有明確的共識，各黨派彼此抗衡，使得極權政黨得趁虛而入、合法掌權。此外，德國在「黃金年代」所享有的僅是表面上的繁盛，實質上是一戰以降對外國資本的經濟屈從，種種因素導致威瑪末期的疲弱。

《永別了，柏林》主角便是亂世裡的道德者，注定般的無力與悲劇，貼合著本片於歷史軸線下墜的弧線，人史一途地走成了唏噓。法比安的摯友拉布德則是個抱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學院派，傾心追隨啟蒙時代的德國作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信仰著理性於混沌柏林作用的可能。在城市隨筆般的手持鏡頭裡，畫外音不時旁敘法比安的狀態和城市氛圍：「這座城市早就陷入了一片瘋狂，每個角落都潛伏著毀滅。」即是宣示兩位理想主義者悲劇的預言。

作為《永別了，柏林》聚焦時代的道德制高點，法比安的塑成涵括了倖存於一戰後的創傷後症候群、之於外界刺激的易感與藉文字緬懷過往為志的習氣。法比安即是黯然對立於彼時柏林的個體，在全片幾次失序邊緣時終究讓自己與之劃清了界線。

而法比安的道德和仁慈，就如同威瑪時期理想卻薄弱的民主想像投射，所持存的良善與好友拉布德所信仰的啟蒙，在人人低頭急於擺脫自己生活爛泥，而選擇一次次逾越界線的時代，理性顯得稀罕，並且伴隨著清醒的空苦，更被視作不合時宜的可笑。

電影前半結合超八畫面和手持的生動除了帶動柏林的傾頹，也令浪漫場景因隨興而驚喜。隨機性在時不時搖晃、逼近的鏡頭中激起了覆滅前一刻的動能，同時也預示了兩位男性的死亡 — — 報紙上的溺水警示，和打靶場景時被柯尼莉亞瞄準的拉布德，彷彿下一秒就會擦槍走火。

當《永別了，柏林》轉至後半，鏡頭逐漸穩定下來而畫框隨之拉遠，原先浮動的影像風格仿若耗盡了一半的精力，透出柏林實際樣貌的冷清，也更為直白地鋪述了法比安不上不下的際遇，視線從個體身上轉移到其與城市的對立之上，此後的情節卻也彼此擠壓，迅速地將法比安步步帶往末段，等待著在時代比例尺裡僅能被化約為玩笑。

法比安至大的哀戚，即是賴以維信的道德判准徹底成為絆礙自己的桎梏，啟蒙理性和人本善良被反譯為執迷，成了人們的自限／陷，隨著男子們相繼成為一場玩笑／誤會而被輕放消逝，成了導演展示價值倒錯的威瑪共和如何自取滅亡的諷喻。儘管風格的挪變能建構墮落時代裡個人生命歷程荒涼的悲劇性，卻也使得事件於影像中的呈現和敘述變得乏味而拖沓，整體的調度也因此黯淡許多。

《永別了，柏林》保留了原為文學著作、同時也與角色氣質相符的詩意，闡述下墜中的社會如何吞噬居中的道德者、清醒者，這不單是凱斯特納於當年寫給1930年代的寓言，亦是導演葛拉夫對於現代的意有所指，就如電影中刻意不劃明的過去／現在界線，鏡頭隨人物步伐匆匆踏過記念大屠殺受難者的絆腳石／坎（Stolpersteine），作為某種預視性的穿幫。而在影像質感的過往／現代交結裡，前段風格正濃時，鏡頭裡的俗麗與浪漫齊發，以之為是描述墮落時代時，最能顯見其脈動的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