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3/01/10發佈於 2023/01/06閱讀時間約 19 分鐘

千年國運之變：千波競湧水無心

沒有市場就沒有自由。取消市場經濟，實際上取消了一切自由，只給個人留下了服從的權利。

— — 米塞斯，人的行為

“公”之神

在中國的文化中，公與私相對立。公總是高高在上的偉大光榮正確，而私僅能存在於暗黑之處，即使如此，“慎獨”，還要“狠批私字一閃念”。

其實在中文的語境中，公與私並不是對稱反義的。“私”代表了每一個個體的自利性。而公，最早見於甲骨文。本義是對祖先的尊稱，在西周金文中主要是王朝大臣之稱，春秋時代“公”是諸侯的通稱。又從平分意義引申出公共、共同義。

許慎（1世紀約30年2世紀約124年，字叔重，東漢汝南召陵[現屬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區]人），是漢代經學家、文字學家、語言學家，被稱為“字聖”。許慎著有《說文解字》。另著有《五經異義》、《淮南鴻烈解詁》等書，已失傳。他在《說文解字》中說：

公，平分也。從八，從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

— — 許慎，說文解字

所以古時候的公，是在眾多的“私”利被平均分配前的集合。

中國文化，自古“私”的本義是私人所擁有的“禾”，後引申出自己、獨自、私人、私利等義。

禾也。葢禾有名私者也，今則叚私為公厶。倉頡作字自營為厶，背厶為公。然則古只作厶，不作私。從禾厶聲。息夷切，十五部。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北道葢許時語，立乎南以言北之辭。《周頌》：駿發爾私。《毛》曰：私，民田也。

— — 許慎，說文解字

陸費逵（1886年9月17日-1941年7月9日，複姓陸費，名逵，字伯鴻，號少滄，幼名滄生，筆名有飛、冥飛、白等。原籍浙江桐鄉，生於陝西漢中），是中國近代教育家、出版家。1912年1月創立中華書局於上海，與商務圖書館分庭抗禮，展開新制教科書大戰。於戰火烽煙中先後出版《中華大字典》、《辭海》等書。

1915年，陸費逵發起，首任主編是舒新城（1893年7月5日-1960年11月28日，原名玉山，學名維周，字心怡，號暢吾廬，曾用名建勛，湖南漵浦人）也是中國近代教育家、出版家、辭書編纂家。主編《辭海》，1936年正式出版兩大冊，兼收語言條目和百科條目，以其專業與嚴謹的編纂著稱，其知識性和準確性極高。其後大陸、台灣分別進行了多次修訂。

《辭海》認為在哲學意義上，公是宋明理學用語。通常指公道。在詞語意義上，“公”是：

公平；公正。與“私”相對。如：大公無私；

— — 辭海

而在“私”的解釋上

個人的；自己的。如：私事；私有。引申為私人的。

— — 辭海

可見，辭海自己的解釋都犯了錯誤，按照如上解釋，公（正）並不是私的反義詞。

而在英文中，Public：是一個社會學上的概念，基本意義是指包含自己在內的社會整體，對應的翻譯應該是“公眾、公共、共有” — — 所有私的集合。Private：基本就是中文私的含義。

公平、公正本意是所有的個體平等，應該是“私平”，“私正”才對。在英文中，equity，justice 都針對個體和個體之間說的。

如果我們談論產權問題時，中文中的私有制或者私有產權對應了“Private ownership”或者“Private Property”。但是公有制的翻譯又出現了問題。卡爾·馬克思（德語：Karl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國被譯為麥喀士，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使用的是德語：Gemeineigentum 。

準確的翻譯是共有產權（Common ownership 或者 Common property）。本質上，多人以上的產權所有制形式就屬於共有產權 — — 股份制、合夥人制等都是共有產權的具體實現形式。產權的所屬必須是具體的自然人、法人。法人是一組共有產權的代表人。不能使用一個非具象的名詞“公”。中國古代有嚴格的對應詞，就是“官營” — — 本質上是“官有”制。官營官有才是我們現在所謂公有制的準確含義。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erzeugt mit der Notwendigkeit eines Naturprozesses ihre eigne Negation. Es ist Negation der Negation. Diese stellt nicht das Privateigentum wieder her wohl aber das individuelle Eigentum auf Grundlage der Errungenschaften der kapitalistischen Ära: der Kooperation und des Gemeinbesitzes der Erde und der durch die Arbeit selbst produzierten Produktionsmittel.[旭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個產生伴隨著對其自我否定的必然進程。它是否定之否定。它不是恢複私有財產，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基礎上恢複個體財產：合作和共同擁有地球資源，和勞動本身生產的結果（產品）。

— — 資本論·第一卷

說明：我僅僅簡單學過一點德語，水平很差，我是對應英語，以及一些中文翻譯進行了重新翻譯。因為大陸簡體的翻譯，和原文差別實在太多，不忍卒讀。

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300頁

所有制本身是承認所有者的物權。但是馬克思主義由於區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思想上造成了更大的混亂。按照使用用途人為分割資源、物品的屬性，除了增加混亂，沒有任何好處。土地、房屋、金融財產等等即可以生產，也可以消費。按照使用用途區分，等於宣告個體只能消費，而在生產時就需要被（國家？政府？）管制。馬克思這段原文中沒有使用“生產資料”，而是“Produktionsmittel”，這個詞就生產產出的物品。

我們的語言塑造了我們的思維方式。語言的基礎就是概念，概念也是形成我們觀念的基礎。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曼（法語：Charles Ier le Grand、Charlemagne；德語：Karl I der Große；拉丁語：Carolus Magnus，742年4月2日-814年1月28日，或稱“查理大帝”，是歐洲中世紀早期法蘭克王國的國王，768年-814年在位）相信語言會創造現實。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年11月12日-1980年3月26日，法國文學批評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和符號學家）巴特的許多著作對於後現代主義，尤其是結構主義、符號學、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後結構主義思想的產生了很大影嚮。

查理曼和羅蘭·巴特都說過類似的話：語言創造現實（Language creates reality）。

由於在中文語境中，諱言私利，巧言大公。對公賦予了太多道德上的贊美，混淆了語詞之間的概念差別，當我們“為公”的時候，往往不是敘述為己為人，為一切個體，而是為了一個抽象的“公義”，一個皇權代表的“天下”，占領道德的制高點。

白魯恂（Lucian Pye，1921年10月21日-2008年9月5日），作為美國政治學家、漢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首次在1968年所作《中國政治的精髓》（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書中提出：“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

其後，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年4月18日-2008年12月24日，當代頗有爭議的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他以《文明沖突論》聞名於世，認為21世紀國際政治的核心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間而非國家之間）在1996年《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也有類似：“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

在這個文明中，“國家”一詞更多代表了道統，代表了中華文化。具體的表現往往成為“忠君”。這樣，在中華文明的語言敘述中，上天正道，地上君王，道德之邦，共同組成了大“公”之神。只要打出“公”字旗，往往暗指對方為私，所有的爭議不再是就事論事，而成為政治正確 — — 而在英文等語境中，公是為了所有的“私”！

如果中國人無法破除“公”的迷信，那麼就永遠無法從個人的權利（私利）出發思考問題，就無法尊重和捍衛個人的權力（私權），更談不上形成一個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平等權利制度 — — 天下共治，從而確立“共和”制度。

人並非原子式的個人，而是運用其自由意志做出行為的人

— — 米塞斯，人的行為

米塞斯及其學生哈耶克（德語：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出生於奧匈帝國。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不斷強調：個人自由和市場經濟是所有人的長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榮的支柱。

所以中國人的啓蒙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破除“公有官營”的迷思，回到尊重“私利”，捍衛“私權”的人本主義。

盡最大的可能保護私有財產，肯定是人類社會延續最為重要的必要條件。

— — 哈耶克，致命的自負

紹興專制

熙寧變法的出發點，就是以公有官營的經濟糢式，侵害私有私營的市場經濟糢式。

官僚無法自由地力求改進。他必須服從上級部門制定的規章制度。如果得不到上級的批準，他便沒有權利從事創新。他的職責和美德就是唯命是從。

— — 米塞斯，人的行為

而從熙寧開始，變法成了北宋以及南宋來來往往的“政治”。王安石本人的文採和私德樹立了一個極高的中華文化體系中的榜樣。但是他的新法繼承者，幾乎就是缺乏自我約束，巧言令色、貪權好財的所謂“姦佞小人”。就是王安石自己任用的參與變法的官吏，也多是反複無常的人物，這樣就不得不問，為什麼這些人那麼喜歡新法？

公有官營，可以高舉大“公”之神，形成經濟專營壟斷，從而創造負責官員的尋租（rent-seeking，又稱為競租，是指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為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機會。在破壞市場經濟的情況下，為官僚集團攫[jué,用爪抓取]取巨大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圍繞在君王周邊官僚集團，特別願意實行新法的驅動力。可以說，公有官營的經濟糢式，才是中國历代總是躲不開的最大的惡，是遠超昏君、貪官、污吏之惡的大惡。

而“有為”君主熱衷於變法，是因為變法需要“專權”。而公有官營可以創造更大的君權，有利於集權統治的穩定。

沒有市場就沒有自由。取消市場經濟，實際上取消了一切自由，只給個人留下了服從的權利。

— — 米塞斯，人的行為

寺地遵（1937年生於廣島市。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史學教授）在1988年出版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提出“紹興十二年體制”，在此期間，高宗趙構，通過一系列巧妙的安排，完成了南宋專權體制。

虞雲國（1948年生，浙江慈溪人。著名宋史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碩士點學科帶頭人，中國宋史研究會會員和理事，上海市教委重點學科中國古代史學術帶頭人，著名文史學者）發表的《南宋行暮》認為：他（高宗趙構）留給整個南宋史的政治遺產，就是與秦檜聯手打造的“紹興體制”。紹興體制確立的專制集權格局，盡管在不同時段有強弱隱顯之別，卻幾乎沒有本質的變化。秦檜、韓侂[tuō]胄[zhòu]（1152年11月6日-1207年11月24日，又作仛胄，字節夫，祖籍河南安陽，南宋中期的外戚、政治家丶丞相、權臣，北宋名臣韓琦之曾孫）、史彌遠（1164年2月23日-1233年11月27日，字同叔，中國南宋中期權臣丶丞相丶政治家。孝宗時代宰相史浩之子。兩浙東路鄞縣[今浙江寧波]人）與賈似道（1213年-1275年，字師憲，號悅生、秋壑，南宋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天台人，在南宋滅亡前最後二十多年掌握朝廷大權）的南宋權相專政，本質上是君權專政的授權，施行累計長達七十年，令人側目，也為其他朝代所罕見的。

南宋政權是在金的同意與諒解下建立，任何勢力若不能認可此點，即不得存在。在這層意義上，南宋政權史原本就存在著分裂、對抗的關系，而專制體制之得以再造，亦以此為基礎。權力基礎的狹隘性可以說是秦檜權力的特徵，為補強此狹隘性之弱點，就不得不更加強其戰鬥性，壓制他人，傾向專制。

— —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從王安石幫助神宗專權，以及“一道德”對士人思想的禁錮，到南宋“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者且將百年矣”，中國的士人再不是北宋和君王共治天下的合作者，而變成要麼矜受自保而噤聲，或者通過誣告或諂媚而官運亨通。

宋自王安石倡舜殛[jí,殺死]四兇之說以動神宗。及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己，其黨因之搏擊無已。迄於蔡京秉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無不入於罪罟[gǔ,捕魚的網]。延及靖康，女直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出郭。而宋齊愈、洪芻之流，非無才慧，亦有時名，或談笑而書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於是時也，雖有憤恥自強之主，亦無如此痿[wěi,萎縮或失去功能]痹[bì,麻木]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表，士氣未複，秦檜複起而重摧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群情震懾，靡所適從，姦慝[tè,邪惡]相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者且將百年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嘆也，則求其擴心振氣以夐出而規天下於方寸，庸詎能乎？

— — 王夫之，宋論·卷十一孝宗

南宋專權，但是新法的施行斷斷續續，再沒有呈現熙寧間的嚴苛。這樣至少繼承了北宋的農商兼行，雖然有專賣，但是至少大部分行業還是私營為主的市場經濟，特別是促成海上貿易的繁榮發展，以北宋2/3的國土，創造了超過北宋的繁榮。

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才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樁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置）〔買〕之錢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

— —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葉適（1150年-1223年，字正則，號水心，諡文定。溫州永嘉[今屬浙江]人）作為南宋的學者（有史學家認為他是南宋最後一位著名哲學家）記錄：

今天下之財，其為緡錢者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 — 葉適，實謀

無奈，南宋專制，天下無才，再難進取。

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鳶[yuān]之戾[lì]於天也，魚之躍於淵也，各自得也。壽考作人，延及遐遠。故周之衰也，魯、衛多君子之器，齊有天下之才，乃以維中夏，攘四夷，延文、武之澤於不墜。世胄之子，不染患失之風；崛起之英，不抱孤危之恤。沉潛而能剛克，不荏苒以忘憂；強毅而能弘通，不孤清以違眾。言可昌，而不表暴於外以(淺)[洩]其藏；節可亢，而不過於絕物以廢其用，後世可無傳書，天地且從其志氣。作人者之用大矣！不知出此，而持申、商之法，以解散天下之心而挫其氣。囂然曰“天下無才也”，然後天下果不能有才也。斯可為痛哭者也！

— — 王夫之，宋論·卷十一 -孝宗

至南宋末，賈似道，再次變法，而且更上一層樓，力推“公田法”，徹底亡了南宋。

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徽、欽以降之多敗德，蔡、秦、賈、史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群、貽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之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闃其無人。迨及勍敵介馬而馳，乃驅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內，而與相枝距。未戰而耳目先迷於向往，一潰而奔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軒轅迄夏後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年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為為之而令至此極乎？向令宋當削平僭偽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眾寬其指摘，臨三關以扼契丹；即不能席卷燕、雲，而契丹已亡，女直不能內蹂。亦何至棄中州為完顏歸死之穴，而召蒙古以臨淮、泗哉？人本自競，無待吾之競之也，不挫之而亦足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為主輔，而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棄其人，曠其土，以榱支宇，而棟之折也已久。孰令宋之失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複。周亡而天下一，宋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鑒於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為天地之肖子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