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應該是一種心態、一種情感,一套輕重緩急的價值體系,不應是割裂、扭曲式的根源主義。台灣「本土化」意識抬頭原本可喜,但若因此而積極於漢人舊有文化中搜尋、張揚根源於台灣的語彙、習俗、物事,以與中國互別苗頭,又不免淪於國族主義末流。
漢人並非台灣這塊土地的原住民,從而隨漢人移民流傳至寶島的漢族文化元素越是古老、純粹,越未與異族風土相混,就越趨近中國。這是從基本邏輯推演就能探明的,不是把「閩南語」改稱「台語」,或者硬將現代人不熟悉的舊日事物源起歸屬台灣,就可以掩耳盜鈴。
近年時可見人標舉「燈猴」為台灣原生年節敘事,有別於所謂的中國年獸敘事。作為並列的敘事,燈猴故事很有趣。但要說燈猴敘事是台灣固有,那麼如前所述,只能是自欺欺人。
這並不表示文化元素的在地衍異不重要。恰恰相反,衍異極其重要,畢竟群體就是透過異同來辨別自體與他者。所以,異國異族會因容貌、言語、舉止、穿著等差異而形塑各自的國族認同,就算是同族同地也會在時間遞嬗下各具世代認同。然而不識起源,無以明流變。也唯有起源與流變維持互不偏重的健全張力,才能維繫文化的生命力。在過去,側重漢人文化源起的大中國主義讓人慨歎「台灣甘是這歹聽」。如今,我們也許該自問,就文化根源言,「中國甘是這歹聽」,難道非得否定中國文化血脈,才能保住台灣這副皮囊。
更要緊的是,在全球化的移民社會,群體內的認同是在複雜化、複數化的同時尋求一以貫之的共通基礎。真正愛台灣,也就不是高舉單一文化元素為「正宗」。燈猴,年獸,都可以是台灣的年節敘事元素,更別忘記時序推移也不是只有漢人農曆過年習俗而已。歷史學者余英時曾引朱熹一句「硬相守底道理」來強調「台灣必須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內部共識」。與其以鴕鳥心態切割文化上的中國、台灣,建立並捍衛「硬相守」的價值基礎才是正道。
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於嘉義鵲枝寫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