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特稿｜爆炸的年代，影像值得相信嗎？談【勒內・布里：視覺爆炸】

說句老實話，我想絕大多數的觀者在看展時，總會下意識地忽略原文手稿、檔案展示⋯⋯這一類非影像、且以非母語呈現的文件。相較之下，我們更習慣（喜歡）觀看影像，最好在一旁還附上作品簡述。而在作品還來不及進到視線範圍前，相關論述經常被放置在作品之前，我們先行（被迫）閱讀相關的文字資訊，大腦即刻拆解意義──接著，眼球才看見作品本身。跟著文字的暗示，我們深信自己真的在作品裡感受到了作者欲傳遞的意義，深信自己的眼光與思考並無被他人左右，一切都是自我覓得。

而面對所有的藝術（電影、攝影、音樂、繪畫、文學⋯⋯）我常生出同一個疑問：所謂看懂一件藝術作品，何謂「看懂」？作者的洞見、觀者的看見、評論者的高見，在這三者之間，真的需要找到交叉點嗎？

思考這個問題之前，且容我先為你介紹這次的展覽。與你同樣是看展新手的我，想邀請你一起，暫時放下那份害怕是否「真的看懂」的自我懷疑，因為【勒內・布里：視覺爆炸】或許是少數幾個能讓你暫時放下焦慮的展覽。

本展覽分為兩條動線，一是以重要年份代表，展出布里的相關檔案和作品，二是將布里的作品拉出十二個焦點，重新聚焦其創作跡線。策展人為了讓觀者能將視線更聚焦在作品的表現形式上，選擇不在作品旁貼出文字敘述，而是將相關論述被動地放在展覽手冊中，一面是等待觀者自己看見、進而閱讀，撬開布里的世界其中一角，一面是期待觀者能在觀看的同時，降低被影響的程度，走進自己所打造的、或許和作者部分重疊的世界。

這樣的舉動，讓我想起電影與劇場。電影透過鏡頭語言、剪輯技巧來決定（限制）觀眾的看見，多數觀眾在導演的引導之下，走進架構明確、喜惡分明的世界；反之，劇場即使經過編排、燈光手法，觀眾還是能自由決定自己的看見，選擇自己想要深掘的世界。而【勒內・布里：視覺爆炸】這樣「被動」的展覽，讓觀者的關注不只局限於布里拍攝當下的意圖，還開啟了自身與其作品之間的連結。

因此，我極力推薦觀者先依循策展人劃分出的焦點動線，第一次只是單純地觀看，接著再回到頭（最好去外面喝杯咖啡、喘口氣），依循年表的動線、搭配展覽手冊，第二次觀看其作品，找出作品之所以以黑、白框裝載的意圖。如此一來，相信你會走進布里那個不是只是馬格蘭攝影師的霓虹世界。

攝影本身一直被視為是一種記憶的留存、歷史的複製，其力量更帶著一種掠奪性，但在這次的策展當中，作品旁的文字落空，讓觀者不再被意義束縛，影像的意義可以來自裡頭的任何一個人或物件。走進展間前迎來的《MegaPhotoMobil》，複製自一九八四年布里首次回顧展「一個世界」中，由布里與家人共同搭建的藝術裝置，以靜態影像作品為基底，作為主視覺的遊樂園一角是配戴白色雛菊、身著蕾絲洋裝的女人，照片的另一角有互相點菸的男人、帶著兒子的父親。

大量的文字留白、被動的閱讀邀請、影像之間穿插部分的插畫手稿與布里曾經作為報導記者的部分稿件，沖淡了攝影作品的不易讀性，除了外頭絢麗的霓虹裝置，策展人也選擇以電視作為展場裝置的一環、播放布里的相關影像作品，再加上一走進展間迎來的第一份文件：布里的出生證明。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星期日。布里金褐色的頭髮被繫上紅色緞帶，擺放在綠色的絨布上。

此次的展覽藏品豐厚，除了愛麗舍攝影博物館內的作品與檔案，還有借自布里基金會與家族收藏、蘇黎世藝術大學、以及巴黎與紐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的資料。

當然，說到他作為攝影師的「意義」，絕大多數人所認識的勒內・布里都是極富人道主義、充滿社會關懷、以鏡頭捕捉世界重大變革的紀實攝影師。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十三歲的布里用父親的相機拍下的第一張照片正是二戰之後，邱吉爾造訪瑞士蘇黎世大學發表「歐洲共同體」重要演說時，一行人經過街頭的模糊車景與樹影搖曳的光影。十年之後，他正式成為馬格蘭通訊社一員，並於一九六三年於古巴為切．格瓦拉留下近五百張影像，日後更見證了一九八九年的柏林圍牆倒塌、六四天安門事件⋯⋯。

台灣人無法忘懷的「九二一大地震」發生時，我才剛滿周歲，台灣迎來首次政黨輪替時我才剛學會走步。走進展場，我發現一半以上的觀者都比我還要年輕，而布里真實踏足的生命經驗對越來越年輕的觀者而言，或許根本就只是存在歷史課本上的史前記憶。生於太平的、年輕的我們，該如何在影像中找到其意義？找到我們與布里之間的共鳴？

攝影 / 靜態影像曾經作為傳遞記憶、評斷歷史最為鋒利的一把刀刃，我們曾經相信一切所見（攝影師的鏡頭、觀者的眼球）即為真實。但究竟何謂真實？經過快門、光圈、場景調度的影像，真的是全然的真實嗎？而攝影機的力量，遠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強大。一旦攝影機介入了空間，權力必然產生。由此，我們才理解紀實攝影所提供的歷史是一種再現，攝影變造了部分真實，但並非真實本身──影像作為檔案賦予意義、將時間延續，且必然帶著攝影者的挑選。更加直白地說，攝影也是一種編輯。

在動態影像技術尚未發達以前，新聞、雜誌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將我們未曾見過的世界面貌端到我們眼前。但在傳播方式變得快速、影像已然爆炸的時代，紙本日漸式微，紀實攝影（尤其是報導攝影）的力量被削弱，比起專業的攝影師使用專業（昂貴）的鏡頭所拍下的專業影像，我們可能更加相信身處在場域、事件裡的當事人所提供的，粗糙的低畫質影像──在這裡，我想說的並非是專業不再重要、不再值得相信，而是指出一個現象：現在的你，是不是更常看網路上由當事人所提供的監視器畫面、行車記錄器畫面？

過去的紀實攝影並非全然客觀，現今的影像紀錄更充滿立場，真實看似離我們越來越遠，處在難以辨明真假的現在，我們似乎越來越難相信「真實」。

當影像作品被放置到特定的場域（展場、雜誌、報導⋯⋯），只要經過編排，攝影師那瞬間的意念隨即會擁有雙重的、甚至多重的解讀面向；當影像與其他媒介共同被放置到觀者面前，作品的意義將會再次轉換，被賦予新一層屬於觀者獨特的意義。於是，透過此次提供的部分文件與策展手冊當中鉅細彌遺的文字敘述，甚至在具代表性的作品旁還有親切的語音說明，你得以更加有意識地屏除自我的投射，找到編排的脈絡、攝影的脈絡，透過層層解碼，找出（但並無法完全重現）攝影的那個「決定性瞬間」究竟為何。

而洞見瞬間的剎那，你將能明白，攝影曾經作為啟示歷史的必要性──影像本身並不單純只是影像，同時也作為檔案，作為觀看世界的其中一扇窗戶。但與此同時，我們仍需時刻牢記攝影也只是一種「再現」，僅僅只是陳述了片段、且不一定客觀的事實，正如布里的作品不單單只有紀實攝影，也包含著大量再製、拼貼的影像、繪畫作品。

在還沒拾起相機以前，布里的童年時光大部分都在塗鴉，甚至當時周遭的人早已認定他未來將成為藝術家，在他的攝影生涯之餘，仍持續從事繪畫和拼貼的創作，並不斷地再製自己的影像作品，嘗試以不同的媒介提出新的詮釋。

經典的呈現之餘，策展人提供了觀者新的觀看方式，正如布里所言，他的影像與掠奪和剝削正好相反，重點是跳脫自我、和他人分享。透過策展人拋出的線索與觀者的親自參與，觀者不再是被動地接受龐大的意義與資訊，而是在感受影像和尋找脈絡之間，與影像一起爆炸出了新的世界，一個同樣經過再製、且無法完全複製的霓虹世界。

瑞士攝影大師、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成員勒內．布里（René Burri），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攝影師之一。無論是在古巴拍下了革命領袖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叼著雪茄的標誌性照片，抑或是一九五七年和畢卡索相遇為他拍下了紀念性的系列肖像；又或是紀錄一九六〇年代起步建設的巴西利亞及同時期的中國北京，布里皆以影像展現了視覺的政治性以及二十世紀的重大文化事件。

本展由洛桑愛麗舍攝影博物館與臺北市立美術館協同製作，為藝術家辭世後首次亞洲回顧展。展覽除呈現多張他的經典作品外，更加入了許多來自洛桑愛麗舍攝影博物館（Photo Elysée）、布里基金會（Fondation René Burri），以及巴黎與紐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中的檔案文件，試圖翻轉以事件或作品內容為主體之影像展出，而是讓攝影家個人成為論述中心、事件的匯聚點，期望為當代觀者提供一個全新的觀看視角。

本展展出五百餘件作品與文件檔案，包含原版古董照片、底片印樣、印刷樣張、影片、手工書、展覽計畫、筆記、書信、拼貼、水彩等，除可見布里的攝影作品，亦可從他生活中信手拈來的多元創作中一睹其才華洋溢的藝術家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