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一種生理性的抵抗

《大佛普拉斯》，是一部2017年的台灣電影，由鍾孟宏、葉如芬監製，黃信堯自編自導的電影，這部電影也是隱喻鮮明的苦澀黑色喜劇，無聲控訴這個吃人的階級社會。

貫串整部電影的重要物件；法像莊嚴的佛祖，裡頭卻是一具來自金錢勒索跟桃色糾紛的酒女屍身。

在地方上呼風喚雨的公司老闆與民意代表，荒淫地過著彩色人生，夜夜笙歌、男女通吃，透過官商勾結賺飽工程佣金。然而那些替他們賣命苦幹的草根小人物，卻只能「偷聽」行車記錄器，流著口水嫉妒老闆每晚的活色生香。

當我在欣賞《大佛普拉斯》這部電影時，我會引用三島由紀夫形容他閱讀太宰治作品的感受：一種「生理性的抵抗」。我看見了社會的黑暗、人性的墮落，以及小人物的無奈與困難，然而戲外的我什麼事都做不了，只能持續做一個旁觀者，眼睜睜地看著這部悲劇上演，任由自己的意志無限下沉。

/「支配」與「被支配」/

每個電影中的人物似乎都脫離不了 「支配」與「被支配」的宿命。肚財的生計與葉芬如的生命皆受支配於黃啟文，而黃啟文的事業成就則受支配於政府官員，甚至得為了取得建造大佛的案子而與陳秘晝長發生性關係。

當警察局的李組長懷疑黃啟文與葉芬如的失蹤有關，而展開偵詢時，副議長立刻前來關說，並旦向警分局長施壓希望放了黃啟文，最後，在警分局長委婉請求之下，李組長屈服了。

我們可以藉由這樣的結果去探討「旁觀」這個基調，為什麼李組長最後選擇了屈服？因為他知道一旦抵抗；那他的職業生涯就會在這場巨大、齷齰的官商勾結洪流中被犧牲，甚至連累他的長官 （警分局長），所以最後他選擇了迫求缺乏正當性的「安穩」。

/「信仰」的瓦解/

是什麼使信仰成為信仰？是一種神秘、抽象，因為末知而達到完美；因為無形進而近乎無瑕。然而，在電影中大佛出場的場景是在一間混亂的工廠，充斥著佛像的手、腳的殘肢，以及滿口髒話的工人。在這樣的場景中，大佛已不具備信仰的意義，而是讓我們聯想到大佛是一個可被製造的形體。

當天九上人帶著一群佛教徒前來工廠察看大佛的進度時，師姐處處刁鑽黃啟文，認為大佛的雕塑有失精準，她想要藉此向那些官員們表示，以她為一名佛教徒的身分，是有立場、權力、專業去糾正他們的。我們看不見虔誠，只看見了信仰是如何被利用作為一種權力象徵。

電影中有一幕，是土豆帶著肚財與蔡脯去找他的廟公阿伯收驚，最後廟公給了他倆一句話：「神也是會挑人的。」挑什麼？當然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導演已經提醒了我們：有錢人的人生是彩色的，窮人的人生是黑白的，然而連庶民的精神信仰也與金錢權勢扯上關係時，信仰便不再具備崇高與理想。

在這部電影中，導演處處在解構觀眾對於信仰的美好想像電影最後的聲響，接連敲擊的聲到畫面變黑，導演不說答案，留給觀眾醒思。我們可以將這樣的敲擊聲解釋為一種無力的控訴，在這樣充斥著潛規則的社會中，小人物就如同處於黑暗而無法逃脫。

另外一種解釋，也是作為我分析來源的解釋，則是導演要製造一種大佛中的臨場感，讓觀眾跳脫劇外的角度並進入電影，接著我們會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是社會中的「旁觀者」，面對社會問題人們選擇冷漠，選擇不正當的安穩，彼此心照不宣，大家都在承受生理性的抵抗而假裝安穩。

在這個世界上，「旁觀者」與「被看者」的角色隨時在轉變，我們一直以為自己置身事外，以為我們在看電影，而事實上我們都活在電影裡面，舉手投足都活在注視與被注視中。

同樣地，當我們面對社會不公時，也許你也曾在在諂媚與正義之間選擇了前者，也許你也曾像李組長那般，為了安逸而選擇袖手旁觀。然而，當現實中所發生的一切被搬進大螢幕上時，劇中人物的冷漠旁觀卻會引起觀眾的生理性抵抗。

當我們心中對角色產生憤怒時，這達到了某一種「淨化自我」的效果，你會以為自己有別於這些卑鄙的人們。可是，當我們意識到這些卑鄙的行為，其實只是為了在這不堪的社會中尋求一線生機時，我們進而對角色產生了理解與慈悲，並把原先的憤怒轉移到社會。 

以社會為對象的憤怒，不同於我們先前對角色所產生的憤怒，它並不會帶給我們淨化的感受，反而是凸顯了人們面對黑暗時的渺小。

當我們無力抵抗社會時，我們開始抵抗自己，在體內產生正義與旁觀的拉扯，於是「生理性的抵抗」就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