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11|閱讀時間 ‧ 約 26 分鐘

從《人的條件》談沉思到行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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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為1959年漢娜‧鄂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以 "Vita Activa" 為名的系列講座;系列座談內容整理為此專書。


    人類不同於其他生物的根本是什麼?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認為人和禽獸只差在具有仁義道德的天性。除了道德之外,是什麼讓人類的存在相較於其他生物具有恆常的特性呢?意思是,2016年的今天,我們還能夠談論幾千年以前的人事物,除了得歸功於器物與文字的發明與保存之外,更重要的是,是因為「事件」與「活動」的發生,而讓這一切成為了可能,產生人類文明的可能。在作者1959年論述的當下,蘇聯與美國已相繼於1957、1958年分別首發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與探索者1號,人類的活動將離開地球,往宇宙發展。無限性的活動行動將於無限性的宇宙中為地球帶來另一種無限性的可能。


    漢娜‧鄂蘭於本書中將人類的活動分為三種。分別為:勞動、工作與行動。勞動:對應於身為動物的人的生命性生命;工作:對應於人類在塵世建造的事物的人造世界;行動:對應於我們做為判然有別的個體的多元性。行動就是個人的言行;工作就是「工匠人」的手藝或技術,能夠將言行恆常的紀錄下來,例如:藝術家、詩人、歷史家、紀念碑建造者或作家。勞動則是一種「生產力」、產品的一部分,時效上是一種周而復始而不具有恆常性。


    所以,人生在世,表現出不同於其他生物的主要關鍵在於─「行動」,因為行動在追求一種永恆的可能。作者認為:「行動是進入公共領域,揭露自我的言行,也就是一方面提出自己看法、試圖說服他人,一方面讓自己受他人評價的一種活動。」以及「唯有一群平等、自由的獨立個體共同參與改變才是真正的行動。」似乎真正的行動發生的條件在於;第一,具有公共性。第二,相對自由民主的社會。而這兩點的共同點在於,是一種「政治性」的行動。


    依照政治學的基本條件:「那是關乎眾多人們的事,每個人都可以行動,可以啟動新的事物。這樣的交互作用的結果是偶然而不可預測的。其政治實務,取決於眾人的合意;而不是基於理論的考量或一個人的意見。」行動的生活就是一個致力於公共政治事物的生活。利用行動來影響、參與甚至改變公共領域的政治。對比台灣目前的政治環境,人民的行動是否具有公共性?社會是否自由民主?後者我想不置可否,但是從結果來看,為何台灣人民的活動,重勞動而輕行動,在生產力多餘的「嗜好」之外,對於公民在公共性事務參與上興致缺缺?我們應該問的是,什麼是促使「行動」發生的可能?


    傳統上,「行動的生活」的意思是從「沉思的生活」衍生出來的。因為沉思的思考過程,帶來絕對的寧靜,而「存有」的真理,只能在人類完全的寂靜裡開顯自身。當人們都回歸沉思的生活,對任何事情,政治性的、公共性的、私密性的事情產生「個人」價值的理由;理由是從自己的「客觀」(從不同的面像思考不同的觀點)價值去作選擇與判斷。當社會上每一個公民都經過沉思的過程之後,便是藉由行動去實踐理想。


    而眾人行動的價值,本身並不「絕對」,每位公民都有選擇自我價值的自主權,但這並不等同於自由,因為自主權;不妥協的寧靜自足和掌控權的理想,本身和多元性的條件正好互相衝突。當行動成為一種公共性事務時,其結果、影響必然成為一種不可掌控的價值,因為「價值有別於事物、行為舉止或觀念,它從來都不是特定人類活動的產物,而只要任何這類的產物投入社會成員之間變動不居的交易相對性裡,就會產生價值。」


    我們如何衡量行動的價值呢?其標準不是效益和實用性,而是「幸福」,也就是在事物的生產和消耗裡「經驗」到快樂和痛苦的總合。而歷史,具有行動產生言行恆常性的價值,本身是中性的價值,因為歷史是由行動產生事件而構成一連串的故事,而不是單靠個人的權力、影響力或觀念所構成的故事,背後具有「幕後看不見的行動者」。


    台灣人,你幸福嗎?我們身為自由民主的一代,如果能夠選擇,你依然會選擇自由民主嗎?我認為自由民主本身不是一項終極價值,卻是一個實現終極價值最好的手段。台灣人,你行動了嗎?在民主自由的環境下,我們有最大的可能找到最理想的價值,但是前提是,我們具備「行動的生活」。行動不只是實踐的基礎,更能夠幫助我們追尋自我在社會公共群體中的位置。藉由了解自己的價值與認知他人的價值,然後找到一個社會溝通之後所能夠接受的理想。


    台灣目前有個最大的問題是─「沉默的多數」。當話語權掌握在哭得最大聲的小孩手上,人們的注意力自然會只關注在「會吵的有糖吃」的群體身上,而遺憾的是,大部分的人民,還未具有「公民」意識,也許大多數人認為某件事情和他沒有切身關係,他每天上下班的勞動,有空則從事一些嗜好的活動,對於什麼能源政策、食安問題、國際關係等議題一點興趣也沒有,例如:只知道一味反核,卻不想節能或了解專家在反核與擁核的理由,喪失了參與公共行動的能力與可能。如果台灣是菁英政治,這或許還沒有什麼關係(相信專家就可以了),但是今天我們身處在票票等值的民主當中,我們有最大的可能找到最理想的價值,我們就必須實踐身為公民的責任與義務。而個人的價值是社會價值溝通的基礎,其來自於自我的對話,對話來自於思想,思想來自獨處,雖然思考是所有活動裡最孤寂的,卻也不全然形單影隻,沒有任合夥伴。因為經由思考,我們能夠發現不同的自我,而這是自我成長與行動的理由所在。

    20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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