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與真理》談文資是否有意義？（中）

6.〈社會分子與鄰居〉

　　何謂人？呂格爾欲從人與人最直接的關係找出人的圖像。聖經說：「愛鄰如己」，人與人的關心先於社會角色，呂格爾提出社會人（歷史人）與鄰人（遺憾的人）辯證關係，兩者為歷史的兩個層面。從上一篇談論歷史意義是隱蔽的，轉向歷史神學，本篇再轉向慈善神學。如果歷史有意義的話，那麼它必然是某種在社會組織之內或之外人與人之間的慈善，即人與人最根本、真誠的關係。社會人與鄰人兩者互為表裡，人脫離自然狀態，在社會中因著社會功能有了社會人、公民的角色。

　　然而，呂格爾認為，社會分子是歷史的人類，鄰舍則是遺憾、夢境、以及神話的人類。只有社會人能夠成為歷史，因為社會人士社會體制、政治權力下的人，鄰人則是社會體制外，被隱藏的部分。真正的歷史是兩者兼具的，即歷史神學的歷史，從適當的關心開始，適時的觀察他人的反應與感受，避免社會角色阻礙了人與人之間關係更近一步的可能。

　　文資的社會標籤便是法定化，在文資法定話之前，文資早已具有文資的潛能，只是尚未意義化、實在化。法定文資遮蔽、阻礙了文資最原初的關係，即文資與人的關係、具有「無意義」並朝向意義最大可能性的關係。文資保存與再利用，應兼顧既有文資價值及朔源潛在的文資潛能，如此的文資才是活的文資，能夠產生新結構、回答新問題的文資。而不管是否是文資，都應回到人與場所最純粹的關係，撕掉建築師、營造廠、業主等社會標籤，回歸與作品的直接對話、反覆閱讀，在其中發現、建立人與人最純粹的德性關係。

7.〈上帝的形象與人類的史詩〉

　　聖經說：「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然而，何謂人？教父早知道人類既是一又是多、是個體又是集體：人類是每個人以及所有人。呂格爾將人與人之關係分成三個非常重要組織化的領域，分別為：擁有的經濟領域、權力的政治領域、以及相互承認（價值）之文化領域。三者構成社會的主要因素，亦為人不可或缺的三個面向。然而，若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為何還會有惡？

　　呂格爾將三個組織化領域再區分為個人與集體，並談論各領域中之個體與集體的惡。經濟領域中，個體惡為我成為「我的」東西，集體惡為資本導致人性的毀壞，人被改變成「物」，並造成貧富差距及孤立。權力領域中，個體惡為權力使人瘋狂、腐化，集體惡為戰爭、殖民等暴力。文化領域中，個體惡為注重虛榮心、評價，集體惡為全球化的客觀精神。然而，惡並非不好的，知道惡才能區別善惡，《羅馬書》寫到：「如果罪惡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上帝創造人就是給人犯罪與救恩的空間（可能性）。故人的圖像在於，透過惡、透過他人眼中的自己，改變其存在。

　　文資不全是正面價值，亦有的惡的部分，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及文化領域，各是何種樣貌？經濟領域，個人的惡為物化文資價值，集體的惡為將文資分級、分類，如：分為國定與縣（市）定，然而文資之間應該是無差異、不可比較的。政治領域，個人的惡為私有產權之所有權人意見不一緻，甚至不願保存，致文資持續傾頹或朽壞。集體的惡為錯誤的政策，如：桃園航工程區段徵收，致大園福海宮需異地重建。文化領域，個體的惡為不當的使用致減損文資價值，集體惡為為保存而保存，或未與當地居民、所有權人、使用者溝通。透過文資形塑自身的圖像；透過認識文資的過去，使用文資的當下，想像未來最大的可能性，透過文資、透過惡、透過反思與盼望，改變自身存有的狀態。

8.〈艾曼紐・穆尼埃：人格主義者的哲學家〉

　　人格者是人們學習的典範，是人類朝向更文明的可能。呂格爾藉由緬懷友人穆尼埃，說明其哲學與人的圖像的關係。呂格爾與穆尼埃同樣批評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並非是教育，而是訓練。馬克思主義將其自身奠基於經濟與政治改變之未來的結果，而非奠基於由高過革命份子之個人價值此時此地所運作生產之吸引力，只有根植於人格主義之啟迪的具體革命才有意義跟成功的機會。文明需根植於人格而非經濟與政治，如此的歷史更屬於個人、非強迫、具倫理性、自由的。穆尼埃認為，個人並不是存有；它是朝向存有之存有的活動，且只有關聯於朝向其所目標的存有時它才是穩定的，價值正是標誌該朝向存有之活動的行動意義。

　　何謂文資價值與人存有的關係？文資價值在於人透過文資朝向其存有，能夠在文資中感受到人的有限性與超越性，進而朝向存有最大可能性。

9.〈真理與謬誤〉、10.〈論統一的願望與任務〉

　　真理與謬誤是一與多的關係，然而，真理是否只有一個？首先呂格爾指出，歷史上就著暴力統一真理的誘惑來自且曾來自兩個陣營，教權與政治的領域。我們想要統一之意志的模稜兩可，既是理性的目標、同時又是暴力。呂格爾提出真理的三種來源，分別為感知（藝術）、知識（科學）、行動（倫理學），其關係為三角之辯證關係。如：科學發展原子能後，原子能發展受倫理學影響，倫理學亦為社會科學研究人類行為的基礎。倫理學作為行動的準則，影響藝術創作的表現主題，藝術亦可以是一種行動藝術。藝術的自由提供科學想像的空間，科學的發展亦影響藝術創作的媒介。

　　然而，藝術真理、科學真理、倫理學真理與前面談到的哲學真理及神學真理，如何統一？何謂統一的願望（目的）與任務（手段）？不同真理即是不同態度、不同看世界的視域，其共同基礎為「知覺」。真理不可能是多樣的，否則就會自我否定，真理最終是相互協調的，呂格爾認為宗教真理能實現所有真理和理解所有真理（更真的真理）。呂格爾認為人生包含兩種具體的統一，即世界概念的統一與末日學的統一。前者是一種「形式的」統一、最初的統一、世界的統一、存在的統一，即與真理概念聯繫在一起的統一。後者是判斷真理間是否相同的統一，即直覺，如：證明數學公理和英勇行為之真理相同，寬恕和犧牲之真裡相同，創造和拯救之真理相同，而其直覺必須待末日時，即歷史的終點、最終審判時才可獲得、知曉。

　　故最終的統一尚未到來，在此之前的統一都是過早的和暴力的，因為歷史還是開放的，還在多樣性的衝突中。透過基督教的仁慈，迂迴的指出多樣性的隱含意義（統一的意義），此統一將在末日時顯現。因此，正是在盼望中（手段）、未來的最大可能性中，所有的東西才是惟一的，所有的真理才處在惟一的真理中。

　　何謂文資的統一？文資的統一有文資種類的統一、種類中在區分類型的統一，此為概念的統一。文資亦有風格的統一，如日式宿舍、閩南式三合院。時代的統一，如：修復至哪種時代的狀態，以評估是否保留建築之增、改建。每個文資都是一件作品，都有其單一的本質意義，其本質意義之共同基礎同樣來自於「知覺」，除了知覺還有物質與記憶。文資是跨時空的作品，物質隨著時間、使用留下不同痕跡，該痕跡除了是物質的，亦是記憶的；除了是個人的記憶，亦是城市、聚落的記憶。唯有物質（現在）與記憶（過去）的統一，文資才是統一的，此統一尚未到來，因為歷史仍不斷前進。然而，若不幸遭拆除的文資是否已統一？某部分的文資消失，是暴力的統一，文資仍然處於多樣性的衝突中。除非所有文資皆消失、物質與記憶皆消失，即是不再有人類的末日，顯現唯一真理的統一。

11.〈勞動與言語〉

　　為何探討勞動與言語？呂格爾試圖以一個新的角度重新考察文明的統一的問題的方法。何謂勞動？某種意義下，勞動包含了言詞，因為言說也需要或多或少費勁的努力，或甚至某種專業。勞動從與自然鬥爭到包括所有的科學、精神甚至思辨的活動。何謂言語？呂格爾同意Pierre Janet的假設，認為最簡單的言語是一種命令的喊叫聲，它最初在情緒中伴隨著動作和促進動作的完成。呂格爾區分三種言語，分別為：命令的言語、懷疑的言語及祈求的言語。

　　命令的言語最初叫他人做的言語，懷疑的言語是提出問題的言語，轉向他人、轉向我、轉向意義。懷疑的言語主要是針對他人的言語，他人是回答的人。懷疑能把言語變成問題，把提問變成對話。把「否定性」引入意義的回答：一切存在的東西存在著；但言語能說出不存在的東西。只有這種懷疑和這種否認才能開闢可能性的領域，以使抽象的和非現實的規律成為可能，如：慣性定理，說出動者恆動中無摩擦力的世界。第三種言語：祈求的言語。所有的基本問題都是在一種非急功近利（無目的、無用）的態度中被提出的，如：蘇格拉底在路上看似無目的的與人談論各種德性。這就是為什麼如果不能為理論思辨和無直接或明顯應用價值的研究提供一個活動場所，那麼文明就不能繼續存在下去。任何人類文明同時是勞動文明和言語文明。

　　勞動與言語為辯證關係，言語是勞動的批判，因為言語一開始就懸置作為勞動靈魂的生活的問題；言語拉開了距離，言語進行思考。又言語有助於勞動，因為言語是勞動的補償，言語有排遣的作用。勞動一方面成了得到閒暇所必需的社會犧牲，另一方面在實現我們的時候，使我們消失在有限之中（物化）。而正是人文學科、歷史，尤其是哲學的功能，藉著「反思」抵銷「物化」。

　　何謂文資的做與說、實踐與理論及其所創造的文明？文資透過文資思維的核心－沉思，賦予事物、自我「意義」，並能反思、懷疑勞動、實踐。透過語言、理論，拉開了與勞動的距離，進行懷疑、反思、創造，形成有人的文資歷史。然而，目前文資的主流是「重文資修復，輕文資思維」。忽略人之所以為人、文資與人的價值與意義，更忽略了文資思維與修復的辯證關係。文資思維是人為思維的一環，看似無用，卻是修復之所以可能、賦予修復價值的基礎。該思維創造不存在的東西或解體已形成的東西；非說出其同時代人已經知道的需要，而是對已經被人類現實認可的知識進行更新。

　　故文資思維與修復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關係，不可偏廢。在短視近利、追求效能的勞動社會，應該保有人文（文資）思維的價值；即一種在非急功近利的態度中提出問題、對話，在創造理論思辨和無直接或明顯應用價值的研究空間，讓文明得以持續存在。

12.〈非暴力人及其在歷史中的存在〉、13.〈國家與暴力〉

　　呂格爾為何談論暴力？因為歷史即是暴力的歷史。首先，權力即是一種暴力；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便存在暴力的可能，如：政府對人民、富者對貧者、主管對下屬、長輩對晚輩。故歷史是當權者（國家）的歷史、文明的歷史，即歷史是國家暴力文明的歷史；其歷史自然忽略無權力者、無名小卒的歷史，如：剝削、貧窮不會成為事件被寫進歷史。

　　然而，何謂非暴力與暴力的關係？非暴力相對於暴力，即是一種烏托邦對意識形態、應然（價值）對實然、可能性對行動、未來對過去與現在、目的對手段、偶然（不一定成功）對必然、反思的對自然的關係。非暴力是種烏托邦的理想，其手段（方法）與目的（結果）都必須是非暴力的，若目的是非暴力卻必須靠暴力手段達成，便不符合非暴力的條件，如：透過暴力將獨裁者趕下台。

　　接著，非暴力是否有成為歷史的可能？如：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在反對英屬印度政府的壓制政策下，甘地透過絕食表達抗議，並要求印度人不納稅、不入公立學校、不到法庭、不入公職、不購買英貨，甚至為了展示抵制英貨的決心，號召群眾焚燒英國工廠傾銷給印度人民的衣物，最後促使英國政府頒布新憲法，讓印度逐漸自治。然而，焚燒是否也是一種暴力？暴力與非暴力的關鍵在於，是否有人傷亡，若僅是經濟利益的損失，或影響他人工作權益的損失而無人傷亡，即是一種非暴力的手段，如：交通運輸業罷工。非暴力作為手段，要能成為歷史，還是必須進入「政治」層次，即法制化、成為公權力才有影響力。

　　國家、政府的暴力除了表現在警力、軍力之外，更表現在無微不至的「公權力」上。法治國家並非無暴力，而是透過「法」來包裝暴力、合理化暴力、執行暴力，如：透過《刑法》執行妨影響人民自由甚至生命的暴力，便是一種建立在「善」之正義上的暴力。為了追求最高善，即共善的社會，公權力（手段）的暴力是必要之惡。

　　最後，戰爭作為暴力的手段，其矛盾在於，我要不要冒我生命的危險，以便使我的國家存活？殺害敵人的生命，背後是一個個破碎的家庭，為的是自己國家的物質存活及同袍、家人免於受害，若我不動手，我便必須承擔被敵軍殺害、背叛國家（叛逃罪）的責任。然而，是否有非暴力的可能？國家的物質並非長久，隨著時間會損壞或佚失；國家的政權亦非常久，會隨著時間政黨輪替。相同的是，永遠存在著暴力（公權力、武力）。故非暴力只是歷史上的偶然，且多半是難以成功的偶然。然而，並非表示非暴力、理想就不重要，相反的，正因為非暴力作為歷史的良知，才讓歷史有了希望、從消極的不應該殺人轉向積極的愛人。國家（暴力）的終結即是歷史的終結，人無法脫離社群、脫離國家，為避免國家的終結，非暴力讓國家有邁向更好國家的可能。

　　文資史是暴力的嗎？非暴力如何影響文資？文資的法定本身即是一種公權力、一種暴力，暴力的保存、暴力的限制周圍開發、暴力的賦予價值、暴力的介入私人財產權、暴力的異地重建、暴力的劃設公告範圍、暴力的趕調研趕規劃設計趕施工趕啟用或暴力的「自燃」。非暴力是種烏托邦的理想，其手段（方法）與目的（結果）都必須是非暴力的。文資無法脫離人、脫離社群、國家，文資史必然是暴力的歷史。然而，非暴力的良知，提供文資另一種希望，即讓文資與人的關係從消極的保存（為保存而保存）轉為積極主動的愛；愛文資的無意義、愛文資的不完美、愛文資的非暴力，讓文資有邁向更好文資的可能。

2023/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