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桑坦在 1990 年 12 月 18 日於紐約外百老匯首演的《刺客列傳》(註),自美國最骯髒黑暗的歷史角落中,將歷任行刺總統的刺客們,打破時空區隔地張羅在劇場的舞台上。他們多是在「美國精神」這幾個體面大字下,活得不怎麼體面的人,「瘋子」、「狂人」──社會總是這麼標籤他們。直到背景正統的青年李.哈維.奧斯華在 1963 年 11 月 22 日午後 12 點半,自德州教科書倉庫大樓六樓扣下扳機的那一刻起,美國精神才隨著甘迺迪之死而變調。
在 1992 年倫敦版《刺客列傳》的製作中加入的、原版沒有的曲目〈Something Just Broke〉,就是側寫第一時間在街頭巷尾裡耳聞、從轉播畫面中目睹甘迺迪遇刺的美國人,無法透過理性思維去釐清這衝擊何來、這情緒何去的一種集體麻木狀態。整首歌就是平民百姓呢喃著事發前一秒自己還在過著折衣服、刷亮鞋子的日常,然後下一秒鐘,整個歷史、美國、安身立命的價值,就此風雲變色。
「有個東西破了」,桑坦在劇中並未明確指出是什麼破了,留下開放的詮釋,這反倒被接納進聽者的潛意識裡,唯有當內在資源被空洞、無力給消耗殆盡時,始會嗡嗡作響。作為剛經歷過 2018 年的人,老實說那種破掉的感受揮之不去。
前兩年還能相信《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的出現,代表黑人作為主角的電影能回歸到對個人情感需求的關注,不必無時無刻與種族議題對峙。也以為《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中,家庭對青少年性向探索的允許,是這個世代所能等到的共識。但是,2018 年台灣社會用七百多萬張公投票、國際社會用川普入主白宮後的種種言行告訴你,要進步很慢但退回原點很簡單。那種時空錯置的衝突感我來打個比方:就像當你進到戲院用那時那地(there & then)的心態去看《關鍵少數》裡,黑人女數學家對抗主流體制加諸女性和黑人身上的歧視,步出戲院卻發現才短暫地與現實脫離,這些歧視就成為此時此刻(here & now)的荒謬。
一年光景,被擊潰的價值像是一記 strike,總算看清了這些自以為根深蒂固的核心信念,在同溫層外原來無足輕重,也所剩無幾。
那種今昔對照,一切退回原點的挫折感,在史派克.李的新作《黑色黨徒》有最深刻的呈現。表面上以 1970 年代科羅拉多州黑人警探大破州內 3K 黨分會的故事作為經緯,實質上史派克.李最強烈的政治意圖,是埋藏在片尾,在 70 年代 3K 黨焚燒十字架的那顆鏡頭裡。那段故事是這樣進行的:先是成群 3K 黨裝扮的人圍繞著被烈火吞噬的十字架,然後鏡頭特寫到白色錐形頭套下,挖空的眼窩裡反照出熊熊火光。這群人喊著「血統與土壤、血統與土壤」,抗議聲不絕於耳,此時畫面卻悄然跨了四十年幅度到 2017 年維吉尼亞州種族衝突的現場,震耳的還是那一句:「血統與土壤!」
「你們說,有一派人他們很壞,但另一派人其實也是很暴力的。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新納粹主義,你要相信我。不是所有人都覺得白人至上,他們當中也有一些很好的人。」
2017 年 8 月 12 日,川普在川普大廈對維吉尼亞州的衝突作出這樣的回應。於此同時,3K 黨全國領袖大衛.杜克在維吉尼亞州是這麼說的:「川普在最近一次的演講裡暗示了,我們將要邁出的第一步,就是把美國從他們(黑人)手中奪回。」現實,就是這樣不假包裝地被辣狠狠往臉上甩。
面對無法預測的川普年代(a.k.a. 川普腦袋),好萊塢顯得異常焦躁,諸多作品會在這節骨眼出現,顯然是想對社會價值出現真空的當代,去回填些什麼。而在台灣的我,面對婚姻平權在公投上的挫敗,即使結果並非出乎意料,事前也一再提醒自己不容過度天真,但看著七百萬反對對上三百萬贊成的懸殊比例,還是給震撼到對周遭來來往往的人群,浮現非理性的恨意。心平靜不下來,在島內找不到此時此刻能領航的智者,只能借助好萊塢這股焦慮下的影視產物,與自己對話、給自己冷卻、放自己一馬。
紀錄片《我不是你的黑鬼》引用了一個片段,是黑人媽媽到教室裡要將東西交給女兒,黑人媽媽對著走上前的白人教師說:「我要找我女兒」,教師環視教室全白的臉孔,轉頭對黑人媽媽解釋:「我想你可能走錯間了」。離去前媽媽看見一張刻意用課本遮住的臉,她指著說:「是那位,我的女兒」。女孩衝出教室,嘴裡嚷:「我恨你」。
我不能理解那張看起來沒有黑人特徵的臉孔,怎麼會是黑人媽媽的女兒。但不打緊,黑人女孩想淡化自己的膚色,隱形在白人社會的企圖,同為「社會外部者」的人會懂。將一部分真實的自己上鎖,在每段對話的用字遣詞間、在每回眼神交會的天雷地火中、在每次親友久別重逢的例行話題裡,大家不都練習得很好,將其他人可能看不慣的一舉一動都避免攤開。你可以稱作貼心,如果你也不在意有沒有看見過真實的我;若你抱怨未給你機會接近最赤裸的我,就請先別批判驕傲遊行時,給你的一點點挑戰與衝撞。
請理解我給予你的衝撞,只是取之你加諸我身上的一小部分而已。請容我拿《致所有逝去的聲音》的一場衝突戲來說明,這場戲的前文是黑人女高校生史塔兒深受童年玩伴因為一把被誤認為手槍的梳子,而意外枉死白人警方槍下的打擊,開始對生活周遭充滿芒刺。當史塔兒指責白人姐妹淘也是個在小地方流露種族歧視的假道學時,白人女孩脫口而出:「你的朋友是個毒販,總有一天會有人殺了他」、「梳子在他手中看來就像個武器」。氣不過的史塔兒一個箭步將白人女孩繫在背包側邊的梳子拔了出來,高分貝地舉著怒吼:「你給我趴在地上,不然我就要開槍了!」
嚇壞的白人女孩哭坐地上,最終是史塔兒丟下梳子與一句「就是這種感受」,充滿憤怒與挫折地離去。理解,真的就是隔山觀虎鬥,不在當下無法感同身受,但又有多少人願意體會?
至於不理解所造就家人間情感的隔閡,可以是《喜宴》裡一家兩代分處太平洋兩岸的距離,也可以是陳俊彥導演在同樣的《1985》命題下,分別以 2016 年的短版與 2018 年的長版處理離家多年的主角在佳節返鄉前的焦躁惶恐、與返鄉過節後的保持疏離。《喜宴》的偉同與《1985》的安卓都以為不流露真情的防衛,是保護彼此僅有關聯最體貼的方式。這既然是一場團圓獨幕劇,就別弄得像黏黏稠稠延期下檔的鄉土劇。殊不知在《喜宴》裡,偉同父親找了機會與兒子的外籍伴侶獨自晨跑,河上的風是呼呼地吹,那句「偉同是我兒子,所以你也算是我的兒子」夾在風聲裡,卻顆粒清楚。
而在《1985》裡,母親在與兒子獨處時,提到自己在大選裡沒投給保守派的雷根,除了比較認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蒙戴爾的核武凍結、平權政策,一句「親愛的,我不是個鄉巴佬,我喜歡把自己想像成見識多廣的公民」讓母親在政治立場上出櫃,也動搖一個都市兒子對美國保守家庭想像中的鄙視。很多話需要時間去繞啊繞的才說得出口,至於要多久呢?有時候是一陣子,大多數是一輩子。
真要能一輩子按兵不動很難,時代總會突如其來地急轉,將人無從防備地拱上鋒頭。這也是為何 2018 年秋天,當婚姻平權公投議題到了兩方短兵相接的肅殺階段,諸多同志放棄沉默、選擇出櫃,就是要用每個真真實實的生命故事來豐富整個社會對同志的貧瘠想像。至於《致所有逝去的聲音》中的高校女學生史塔兒願意為童年玩伴之死挺身而出,甚至得放棄多年來小心維護在白人學校不惹事的黑人乖女孩形象,也是出於不願意事件被簡化為黑白對立的種族問題。她希望透過訴說,讓童年玩伴曾活過的十多年歲月被記得。
但這樣的故事能有多少人在乎?公投的失利可以借用《致所有逝去的聲音》說過的一句話來理解,那就是:「對白人警方來說,我們(黑人)的膚色就是武器」,所以對護家盟的人來說,同志的性向就是一種性侵。當想像的性侵被誤作真實,遭鼓譟的情緒只會扼殺對真相的追尋,就像《印度之旅》或《謊言的烙印》也寫過群眾盲從的毀滅性力量。
無論好萊塢面對川普世代復辟的歧視言論、或台灣社會面臨婚姻平權的撕裂,都亟需德高望重的人來領航這個世代走出迷惘的濃霧。這也是我相信,《RBG:不恐龍大法官》與《願與我為鄰?》會相繼在 2018 年問世的原因。大法官露絲.芭德.金絲柏格(姓名縮寫為 RBG)與資深兒童節目製作人佛烈德.羅傑斯(《願與我為鄰?》所記錄的主人翁)都能稱得上是這世代的美國良心。前者從女律師不被紐約事務所錄用的六〇年代開始,在性別平權的訴訟中著墨頗深,每次執筆的訴訟文和甚至高居大法官後的判決書,都擲地有聲地告訴美國社會性別平等的道路該指向何方。後者在六〇年代末期,因為相信兒童節目該營造的是與孩子傾聽及溝通的管道,而非砸派、跌倒這種博得笑聲的荒唐伎倆,透過 912 集、橫跨四十年的兒童節目《Mister Rogers' Neighborhood》,打造數個世代美國孩子所該珍視的核心價值。
也因為兩人的影響力,金絲柏格大法官在川普任命保守派大法官人選後,擺向異議派的一方,而贏得了「Notorious R.B.G.」的稱號,肩負對抗歧視力量的正向指標。至於業已退休的佛烈德.羅傑斯在紐約遭受 911 恐怖攻擊後,重回攝影棚,坐在攝影機前告訴驚慌失措的美國人,下一步該怎麼走下去。一如他在鮑柏.甘迺迪遇刺身亡後,在節目上向孩子解釋何謂「刺殺」,或是在黑人會被從游泳池驅離的年代,他在節目中邀請扮演黑人警察的演員一同在充氣式水池裡泡腳一樣。他總以不疾不徐的口氣,讓再尖銳的議題都有被理解的機會。
台灣,有這樣質感的聲音嗎?
最終,與你分享《願與我為鄰?》結尾說的那段話,這段話也是我借用佛烈德.羅傑斯的智慧,來走過 2018 年低潮的良方。
「花一分鐘想想,這一路上幫助過你的人吧。讓我來幫你計時,花點時間來想想那些特別的人吧。一些人就在這裡,一些人或許很遙遠,一些人甚至在天堂。無論他們在哪,在心底你知道,他們永遠會為你著想,他們永遠會無微不至地關心你,鼓勵你做自己、忠於自己。」
你,想起誰了?
註:原劇名為《Assassins》,此譯名援用陳煒智先生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