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者-卡繆曾說過：「必須變得完全自由，使你的存在本身變成一種反抗，才是對付這不自由世界的唯一方式。」
然而，這句話所指涉的「自由」是什麼？而為何，卡繆會認定這個世界是不自由的？
觀察我們的社會，能發現其大致建構在「穩定」之上，彷彿古井的水般，波瀾不起。在此的「穩定」，指的是社會體系的流動，即使是在經常有大大小小社運的我國，依然難以對正在運行的各種社會體系有太大的撼動。正是這樣的穩定，可能箝制住所謂的「自由」。你可能會感到納悶，不正是現行的社會體系賦予了各式各樣的自由給我們嗎？正因為我們如此深信著，深信著自己的自由始終受到體系的保障，故極少對身邊的一切提出質疑，總認為理所當然。
值得注意的是，後人將卡謬歸類為「存在主義者」，因此，了解何謂「存在主義」，或許有助於幫助我們理解卡謬所指的「自由」。存在主義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現代時期的到來，人進入了歷史中的非宗教階段。此時，雖然人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利、科技、文明，但隨著宗教這一包容一切的框架喪失，人不但變得一無所有，而且變成一個支離破碎的存在物。他沒有了歸宿感，認為自己是這個人類社會中的“外人”，自己將自己異化。因此，人們不斷的找尋著自己「存在」的理由，畢竟，倘若自身的存在不具任何理由與目的，那將多麼徬徨，而此時，存在主義便應運而生。是的，某種程度上來說，存在主義是一套用來解釋存在及化解自己的異化感覺的理論。那麼，存在主義的內涵是什麼？這是一道難題，我們很難用三言兩語來回答清楚，但仍可引用同為存在主義者的沙特的一句話：「存在先於本質」來作初步的認識。
存在主義認為，人的存在先於他的本質，其意義是指人必須先存在，然後才創造他自己。但是存在並不創造他，他是在存在的過程中創造他自己的。沙特說過，「存在先於本質是指：首先是人存在、出現、登場，然後才給自己下定義。如果人是不能下定義的，那是因為在最初他什麼也不是，只是到後來他才是某種樣子的人，而且是他本人把自己造成了他所要造成的那樣的人……人不僅是他想把自己造成那樣的人，而且也是當他沖入存在以後，決心把自己造成那樣的人。人，除了他把自己所造成的那個樣子以外，什麼也不是。」可見，人的本質是人自己通過自己的「選擇」而創造的，不是天生或任何外物給定的。由此，我們似乎稍微可以明白卡謬所指的「自由」，或許是一種絕對的，與上帝、科學、理性、道德等都不相干的狀態──意即，在此狀態下，上帝、科學、理性、道德等都不能告訴我們生活的真理、生活的方式，同時，它們對人也沒有任何的控制和約束的作用。
那麼，依循這個脈絡去反思，我們，真的自由了嗎？或許應該這麼問，我們的所做的任何選擇，真的是基於我們的自由意志嗎？
當我們決定穿著學校制服而非便服上學時，那時基於校規的制約；當基督徒將同性戀者視為一種罪惡時，那是基於宗教的管束；當我們認為，親友離去的人理當哭得肝腸寸斷時，那是基於道德的影響……人們種種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其實皆附庸、限制於人類的「文化」之上，而渾然不覺，且認為理所當然。這固然使社會體系能夠安穩的運作，然而不代表我們不必去思考這些理所當然。
「我思故我在」，正因如此，人們為了解釋存在而協商出的，文化這個意義體系，應當要因著「思考」而不斷流動。我們必須深知，「人們根本不必做什麼，邪惡便已經存在了」，因此，思考的開始，我們的存在才真正的自由，意識到身邊的邪惡，進而不再附庸於任何「邪惡」之下，也正是此刻，人們萌生了「反抗意識」。因此，我們似乎能夠透過存在主義而稍微理解，人為何須要「反抗」？而當文人以執筆來「反抗」之時，「反抗文學」也因此誕生。(然而這並無法解釋成，任何反抗皆是立基於存在主義之上，存在主義只是能夠提供的其中一種解釋)而在真正開始接觸反抗文學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件事──反抗本身僅是一個手段，真正偉大的不是反抗本身，而是在反抗背後，人們欲追求的價值。接下來，本文將列舉兩篇台灣文學史上的反抗文學。
一、牛車
台灣文學史上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稱的呂赫若，生於日本的殖民時期。其處女作《牛車》對於當時台灣半封建社會提出了辛辣的批判與反抗。由此可知，執筆反抗的文人是必須具備對時代敏銳的洞察與對社會的憐憫心。而我們也確實能由《牛車》一篇中體會到呂赫若的這些特質。
故事中描繪主角楊添丁的生財工具──牛車，在日本人引進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後毫無用武之地。「汽車那傢伙的確是個可憎的壞東西。」文中的人們是這麼形容汽車的。然而，「現代化」對社會而言應當帶來進步，為何卻令人們如此的憎恨？必須思考的是，為什麼台灣要現代化？現代化之後的得利者是誰？
「鎮郊櫛比鱗次的骯髒房子埋在砂塵中。木板與鐵皮屋頂掉落，雞、火雞與鵝在路上吵鬧，到處都是糞便。汽車很少會挨近這裡。它就是所謂的台灣人鎮。官廳視其為不衛生的本島人之巢窟，根本就置之不理。」從這段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化並沒有造福到台人，台人仍然住在骯髒的屋子裡，甚至被稱之為「巢窟」的地方，連日人的汽車都不願經過。細膩的描述，平凡卻有力的刻畫出日人與台人間的不平等，以及那些長久以來甚至已經令人們習慣的壓迫。
人們一心只想著該如何活下去，主角楊添丁一家更是日日為生計煩惱，甚至使妻子必須賣身養家。人們竟須傾盡全力追求「活著」這種存在最基本的條件，已然是件十分荒謬的事情了。「不可思議的是，沒有睡眠不足的疲憊感，只有獲得金錢的喜悅。金錢的用途讓他感到有旺盛的精力。」於是，我們可以從文章中讀到一種矛盾感，金錢令楊添丁充滿精力，為了理所當然的收穫感到滿足，他存在的意義全然的附庸在賺更多的錢，人性尊嚴蕩然無存。
「藝術是認識現實的特殊形式」，跳脫了也身為台人的處境，呂赫若以一位旁觀者的寫實筆法戳破了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剝削，這興許便是卡繆所說的「自由」，認知到自己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不該成為任何統治與思想的奴隸。而文人便藉著「認識現實」的手法，來讓人們看清身邊的矛盾與荒謬，並開始思考它們。
二、送報伕
然而，我們會發現，除了引導人們對荒謬的思考，反抗文學也具凝聚集體反抗意識的效果，這並不難理解，畢竟許多存在的價值是為人們共同理解與擁有的。
同樣身為日本殖民時期的作家楊逵筆下的《送報伕》便屬於此類作品，與《牛車》不同，故事的地點設定在當時的殖民母國──日本。在日據時期的反抗文學中，日人大多被視為壓迫者，然而在《送報伕》中，作者讓我們看見了，不論是日人或台人，實際上都可能是壓迫者或被壓迫者。
故事中的主角為了養家活口，離鄉背井的前往東京求職，過程並不順利，最後在一間派報所支付為數不小的保證金，求得送報伕的工作。
然而，雇主提供的工作環境卻十分惡劣，「席子裡面皮都脫光了，只有草。要睡在草上面，而且是髒得漆黑的。 」；「這個派報所卻是跳虱窠，從腳上、腰上、大腿上、肚子上、胸口上一 齊攻擊來了，癢得忍耐不住。本所底木賃宿舍也同樣是跳虱窠，但那裡不像這樣 擠得緊緊的，我還能夠常常起來捉一捉。 至於這個屋頂裡面，是這樣一動也不能動的沙丁魚罐頭，我除了咬緊牙根忍耐以外，沒有別的法子。」在這樣的待遇之下，主角卻總因這是一份難得的工作，而覺得滿不在乎。殊不知，在飢寒交迫之下苦撐二十日之後，雇主竟以工作效率不彰為由解雇主角，甚至連保證金都未歸還。
而這樣子的受害者絕非主角一人而已，剝削勞動階層的資本家也必定難以細數。「以後，我們非想個什麼對抗的法子不可！」當勞動階層開始意識到平等的倫理訴求，反抗亦將於焉展開，而這樣的訴求，也是全體勞動階層欲共同追求的價值。而此時的反抗，已無國籍、民族的區別，單純的只有階級倫理意識。
「我反抗，故我存在」文人必須深知人們是「不自由」的，才能夠藉由文學對一切不公正的侵略和一切粗暴地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給予有力的、有節制的批判與回擊，並引起人們對自身存在的反思，為這片波瀾不起的水面，盪起一圈圈的漣漪。
責任編輯：顏澤丞 核稿編輯：劉丹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