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經開玩笑說，電影分級制度是怎麼分的呢：普通級─所有人都是好人，沒有壞人；保護級─有好人壞人，但是好人會把壞人變好人；輔導級─有好人壞人，好人最後會把壞人殘忍的消滅掉，但是自己也會同歸於盡；限制級─所有人都是壞人。
以上當然是一個玩笑，但是許多優秀的電影都是成功地處理善惡二元對立的議題，而越成功的電影，越是不會將好壞、善惡二分，越是到了近代，哪怕是最強調善惡好壞的警探動作片，似乎也會越來越去強調壞人的「不得已」。就像007系列一樣，過去總是「007=英美=等於好人 vs. 敵人=蘇聯=壞人」的公式在進行，但是90年代之後的007，已經沒有這樣子的俗套，像《縱橫天下》裡的蘇菲瑪索會幹壞事是因為報復他父親在年幼時的綁架案遺棄了他，《誰與爭鋒》裡的TobyStephens裡的所作所為也是為了在他殘暴的父親面前證明自己的價值。又像金田一或「名偵探柯南」的橋段，所有的犯案者似乎都是為了實現某種無法透過任何體制內管道的正義。
《偽鈔風暴》便是一部探討人性善惡的抉擇的電影。故事在描述二次大戰末期，納粹德國為了擾亂英美敵國的經濟，實施了「柏納計畫」(Operation Bernhard)，從集中營中找來大批具印刷、美術、製版甚至偽造鈔票和證件專長的囚犯，投入偽造英鎊、美元的工作，企圖將這些偽幣投入敵國，破壞他們的經濟秩序。電影的主軸在於這批囚犯如何在生存、理想和應付納粹的角力中，找到平衡，不但要應付納粹對於工作進度的要求，自己要設法活下去，還不能連累關在一起的同胞。本片的兩個角色，似乎代表了一善一惡，一個光明一個黑暗，但看下去之後似乎又不是如此。男主角Salomon 'Sally' Sorowitsch(Karl Markovics飾)的原則是先求生存、茍且偷生，他先是用美術專才討好納粹，又利用自己偽造紙鈔的「專業」，得到納粹對他的禮遇。而另一個主角Adolf Burger(August Diehl飾，本書就是按照他的真人故事改編成的小說拍的，他也擔任這片的拍攝顧問)就完全符合傳統電影中的英雄角色，關入集中營之後，想的就是要反抗、起義，對納粹要求的偽鈔製作，則是抵制又破壞。Burger認為，被壓迫者一定要這樣子做，Sally妥協的舉動完全是出賣了同胞；但Sally認為，Burger這樣子做只會害死所有的人。
「我只是為了求生存，我是不得已的」，是一句貫徹全片的台詞，不僅關在集中營的猶太人和其他囚犯這樣子說，連迫害一方的納粹軍人，在戰敗之際，也會這樣子說。在戰後清算、討回歷史正義的各項戰犯大審中，所有被審判的納粹和日本戰犯最會拿出來辯駁的理由，就是「我是被迫的、被逼的，我如果不照著做便會被處罰甚至被殺。」但這部電影似乎是告訴我們，事實上你永遠都有選擇的空間，即使是在被逼迫或極端不利的環境下，你還是可以做出選擇，事後也會有什麼後果，完全是一念之間而已。但另一方面，而本片也不想去譴責做出這些選擇背後的動機，某個角度上，本片認同「在這種大環境下，人會做出一些不那麼正義的選擇是出自某種不得已」的觀點，因此，Sally也不完全是個自私自利的人，他好幾次利用納粹對他的信任救了他的同胞，他只是選擇了另一種我們不一定認同的方式去救別人；而Berger也不是一個不切實際蠻幹的莽夫，某個角度他也認同Sally的部份觀點，沒有跟他正面衝突。總而言之，最該譴責的，還是那些創造出這些情境的納粹獨裁者和幫兇。
思考怎麼做才對？才是正義？成了觀看本片最大的趣味。如同本片宣傳所說的，本片的賣點確實是在善惡、人性的掙扎。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下，人要如何求生存？如果生存就要犧牲他人、放棄原則的話，那該怎麼辦?特別是，如果敵人太兇殘，你又不能保證自己犧牲能換來同伴的生存。讀過賽局理論的人，大概都知道所謂的「囚犯困境」─兩個人在條件的設定下，出賣對方似乎更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在死亡集中營那種環境中，似乎是更嚴酷的「囚犯困境」，表面上出賣自己的同胞似乎可以得到生存的保障，但敵人是沒有理性可講的，做什麼可能都沒有保障，在這種瘋狂的境地下，人還是要做出選擇，那到底要怎麼選擇？而什麼樣的選擇是正義的?正確的？什麼樣的選擇又是卑劣的？錯誤的？
如果你是有理想的社運人士，身為被壓迫的一方，Sally絕不是個「政治正確」的角色，應該挺身對抗才對，但是對抗似乎只是會死更多的猶太人，當時猶太人已經被屠殺了六百萬人，如果要保住更多猶太人的性命，向納粹妥協也沒有什麼不對。這片可以讓我們思考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如何減輕不必要的犧牲，有時是非對錯不是那麼絕對，很多是只是求取平衡跟兩害相權取其輕。《偽鈔風暴》也不是鼓吹一種實用主義或茍且偷生的哲學，要革命要怎麼處理附帶出來的犧牲？謀取最大的幸福？《無間道》的劉建明念茲在茲的是「只想做個好人」，但《千言萬語》的李少東卻說，「從來就是好人難做」。
Sally就像《辛德勒名單》裡的辛德勒，或是《盧安達飯店》裡的飯店經理Paul Rusesabagina─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下救了人，但未必出自什麼高尚的動機，某個角度而言，他們也只是為了求生存而已。就像Paul Rusesabagina後來寫的自傳《我輩凡人》(AnOrdinary Man)，做這件事的人，也只是很普通的人基於很普通的動機做的事。求生存常常被當成負面的動機，像是許多迫害者會拿出來辯駁的理由，但是同樣求生存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結果，Hannah Arendt所說的「平庸的邪惡」，也許換個念頭也可以變成「平庸的正義」。
為什麼美國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會頒給這部電影？是否因為Sally的行為符合了美式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假設─每個人的自利行為，最後會形成公眾最大的利益─Sally表面上只是為了求自己的生存和有好日子過，但無意間救了他的同胞而如果你是左翼人士，Burger在這個角色也完全符合左翼鬥士的形象。但這不是一部討好各方的電影，它反而挑起了我們對於道德選擇的神經。
總而言之，這部電影是會讓觀眾走出戲院，還會不停的去思考「到底怎麼做才對？在那樣的狀況下，我可能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是一部看過絕對難忘的電影，從這點來看，這片絕對值得一部Oscar！
本文曾於2008年9月21日發表於個人部落格，內文與標題略作編輯，原文已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