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鑒於上篇所述，區分語言和方言的方式多有爭議與疏漏，較多數的語言學者傾向停止在語言本身上進行劃分，轉而在語言之外尋求政治、社會等其他因素上的差異，得出了「標準化」一詞的結果。
一種方言被標準化的有無、被標準化的程度都關係著它是否能從方言蛻變成語言。
語言的文字化是「標準化」過程中的一項前置作業
一般而言，書面化(文字化)可說是標準化的一前置動作，口語上則包含了正規語法及正規發音兩項規定，但這些仍是其次。標準化真正的精髓其實是在乎它是否為某類人特意揀選而出的某種語言，又當中的某類人多半是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政治權力、負有領導與決策權的人物，此意即馬克斯·魏因賴希所言:「語言就是擁有陸軍和海軍的方言。」而在清楚了方言的定義與其和標準與間的差異後，再來則該關注當標準語產生後會對原先地方具備的方言與社會造成什麼樣的轉變。
在這個階段我想可以先由中國境內談論起，再延伸至全球化挑戰下漢語所受之衝擊等問題討論。作為現行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語言—漢語，按照大多數學者認為漢語方言可概略分為七大種類: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及閩南方言；而依照國際標準組織之分類，則將其分為十三種漢語的分支語言，分別是:閩東語、莆仙語、閩中語、閩北語、閩南語、客家語、晉語、官話、徽語、贛語、湘語、吳語、粵語。相對於上列數種方言，標準語的出現無疑是賦予了民族相容與統合一個關鍵的機會，使得政策與知識文明的延展更為開拓與順利。
原先自成一格的群體終於能有大幅度理解別的族群體系的機會，標準語的出現不只解決了不同方言間難以溝通的問題，還解決了同一種方言口音多樣性的其他問題。又統一的章法與規範也能使得秩序或制度的發展更加完備，藉此所確立的主體性與多樣性間的關係，也大大地增進了行政的效率及國家境內人民的向心力。這即是語言所提供的意識形態，亦是語言學與政治手段間的共變關係。
然而，官方語言的推動往往還需要仰賴實施有所配套的「語言政策」，這樣的政策是一種用於影響語言結構與功能以及使用與學習的政策機制(有的時候是官方的規章條例，有的時候是非官方、較為隱性的機制)，雖說在部分特殊情況下會用來保護區域性的語言或是瀕危的語言，但多數時候，尤其是用於官方語言推動時，則多半可能造成地域性方言的弱勢化。再者，官方語言也同樣代表了一種較為高尚的社會地位。使用官方語言在實際上的確利於自己與更寬廣的外界合作、接洽，且在潛意識中也似乎暗示著自己有更多的機會去獲得較高的社會階層地位與福利。
(這點可在「官方語言使用的比例對應使用者年齡區間」的相關資料圖上發現明顯的趨勢變化:年輕群眾使用官方語言的比例高達七成遠勝於六十到六十九歲的老年人們所使用的比例。)
換言之，越高比例的官方語言使用率可能就可以大略推向越少比例地方方言的使用率。
「語言是與文化同生的東西。」
再將視野拉遠，來觀看全球化快速發展下對漢語的影響。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許多的國家紛紛將英語訂立為其官方語言或是第二官方語言，在這個世代裡生存的人們、孩童也都對英語不甚陌生，甚至還有許多的孩子還能將英語說得比母語還要流暢。以漢語之於英語為例，我們彼此都因而產生出新的、稱作「外來語」的詞彙，相當於官方的標準語言之於地方方言或少數民族特有的語言，這便是文化的交融與共生，也是文化動力學的一部份。但在共生之外，文化間會有相消相殺的局面產生嗎?曾經德國的一位通才—萊布尼茲—偉大的數學家與哲學家，曾對著德語的變化有所憂慮:「語言是與文化同生的東西，也是一個民族自我認同最為基本的因素。」他認為語言乘載了歷史文化的重量，就好比今日面臨英語的強勢籠罩下，不少的專家、學者也將之視為對其的一種退讓，長久下來，自身本來保有的文化根基是否還能夠安然無恙，面對強勢文化的入侵與啃嗜，國民對於自我的認同是否會產生懷疑、受到挑戰呢?
至此，還可以再把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給囊括考慮進去。早幾年，在印象中約莫是筆者將要上中學的時候，學習英文翻譯的工具不外乎兩種，一即是傳統紙本形式的英文辭典，二則是在當時頗為先進的電子翻譯機，除了更方便查找單詞，不需要慢慢地翻閱紙本字典外，通常還會附帶有語音、閱讀、句型甚至是題目練習等附加功能。那是一台手帳大小的獨立機器，言下之意是，雖然有的翻譯機會附有簡易的計算功能，但詞彙量越大、越專精于英語翻譯者，通常附加功能越少。
可隨著時光流動，不知不覺邁入筆者要升高中的時候，那時候基本上已看不到有多少人還在使用翻譯機，取而代之的是可上網、具各項英語學習相關軟體的智慧手機。相較于翻譯機較為單一的功能，智慧型手機的問世幾乎完全取代了它原有的功能，並且還具有其他複合型作用，也不需要再額外攜帶只具單一功能的機器。而時至今日，具備翻譯功能的機器幾乎已不足為奇，模擬人類各項感官、生物神經元、深度學習，甚至是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等，AI人工智慧的發展更可說是一日千里，好比蘋果iphone手機裡的siri就是一例。如今人們出國旅遊，即使語言不通，很多時候也能借助此類機器或相關的手機軟體順利地過關，那麼是否未來的人們就不再迫切地需要學習它種語言才能達到可交流的目的呢?而如此是否也可以減緩語言帶來文化傳播的對立衝擊呢?這仍然屬於一個大哉問，畢竟現今社會可說是以科技建構歷史，而科技的發展卻又時常令人意想不到且驚奇萬分。但我們仍可以試想，文化的傳播與碰撞自然是不會只有語言傳遞這個唯一的媒介、管道，就以上述剛提及的科技發展為例，透過精密、先進儀器的全球銷售，其中所隱含的資訊則就可能由這些發展間段科技業的優勢國家主導，更遑論還有許多的手段(觀光旅遊、影音媒體等)。
那麼除了設法提升國家發展程度外，我們究竟還能以怎樣的方式進行抵禦呢?如此一來，又該回歸到談論語言與政治社會之妙用的意義了。這又是另一件極其有趣的事，當我們因為語言的傳播產生文化交流與衝擊後，卻又隨著語言傳播、學習的重要性相對弱化後，又可能因著自身獨特的語言系統而鞏固國家社會。可以想像，當兩國的人民雖可透過各種科技輔助來瞭解對方的語系、理解對方的言詞，但卻無法親身掌握時，或許語言便成就了一種無形的力量，遠比交流之前更加強盛，即使有所變革、有所演進，但那卻是只屬於自身民族最美麗的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