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藤原惺窩到荻生徂徠 - 日本朱子學的傳入與演變

2020/02/09閱讀時間約 22 分鐘
在方廣寺鐘銘事件解說銘文的林羅山,是日本著名朱子學者。他的老師藤原惺窩,是將朱子學傳入日本的第一人。
藤原惺窩
藤原惺窩,永祿四年 (1561 年) 出生。早年為禪僧,後來與朝鮮學者姜沆交流,學習朱子學,創立京都朱子學派。
姜沆,朝鮮儒生。鳴梁海戰中,被藤堂高虎俘虜,送往日本。期間與藤原惺窩大談李滉 (號退溪) 的朱子學,惺窩為朱子學的龐大體系所吸引,決定歸宗朱子。
惺窩的朱學造詣見以下三條:
天道者,天地間之主人也。無形故目不可見。然卻如春夏秋冬依次交替,四時之行,人物之出,花開之實,五谷之生,皆天道之所為也。人心無形,為一身之主。雖指爪之尖,頭髮之微,身之一切事端,皆有心之貫通。此人心分於天,即成我心,然原本與天一體也。(《千代茂登草》)
天道以創生萬物為內涵,其為人所稟有,即成人心。
夫所謂天道者,理也。此理在天而尚未賦予人者,謂之天道;此理具於人心尚未應之於事者,謂之性。性亦理也。(《五事之難》)
心具理而不是心即理,性即理,同於朱子原意。
若不日日夜夜拭此明德之鏡。則人欲之塵積,即遮蔽本心。明德、人欲,敵我之分也,一方起他方必消也。(《千代茂登草》)
此與朱子「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語類,性理一》) 見解一致。
林羅山
作為惺窩的弟子,林羅山大抵恪守師說,忠實介紹朱子思想。
林羅山天正十一年 (1583 年) 生於京都。十三歲入寺學佛,卻拒絕出家,理由是:「身體髮膚不可毀傷,孝也。且無子孫,亦為不孝」(《日本思想大系 28 - 藤原惺窩、林羅山》) 慶長九年 (1604 年) 遇到藤原惺窩,自此學習朱子學,二十三歲成為德川家康的智囊,先後為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講學,德川幕府的政治、公文文書,亦多由他起草。
憑藉政治力量,林羅山使得朱子學成為德川幕府的官方意識形態。關於他對朱子學的理解,見以下四條:
夫天地未判之前,已開之後,有其常曰理,名之為太極。此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陰陽原為一氣,分而為二也。又分而為五行。五行者,木火土金水也。(《理氣辨》)
以太極為天地之常理,生出陰陽二氣,再由二氣化為五行,創生萬物。這和朱子的觀點無根本分別。
此理在人為心,名曰天地之性。此性,乃道理之異名也,毫無惡處。或云:人性本善,何以又有惡乎?曰:性猶如水,清淨之物也。潔淨之物入則清,髒污之物入則濁......氣者,性之所入者也......是故,性亦稟氣,根雖本善,然任其形,為欲所隔,則蒙蔽其心。(《理氣辨》)
性即理,全善而無惡,惡在有氣稟之夾雜,也和朱子的心性論相同。
云仁者,以禮義與私欲相鬥,我克私欲勝之,歸禮義,即為仁;我為私欲所制,即非仁。鏡蒙塵埃,不明。私欲克,即天理本然,性之本然也。(《春鑒抄》)
這是「存天理,去人欲」。
善習之,則可變此氣質之惡,歸於善。(《三德抄》)
對變化氣質加以肯定。
另外,受王陽明理氣內在一元論傾向的影響,林羅山雖說「理與氣宜分為二」(《理氣辨》),但同時認可「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大概羅山為一有理氣內在一元論傾向的朱子學者,地位與中國明朝的羅欽順相當,卻未有越出朱子門牆,主張唯氣論。
山鹿素行
日本朱子學出現轉折,始於山鹿素行。山鹿素行元和八年 (1622 年) 生於會津。九歲拜入林羅山門下學習朱子學。寬文六年 (1666 年),他刊行《聖教要錄》,大肆批評朱子學。由於朱子學當時仍被視為幕府官學,素行的言論旋即遭到反擊。
細言之,素行與朱子之分歧,首在重提周孔而不提孔孟。
寬文之初,我等覽漢唐宋明學者之書,不解其義,進而直閱周公、孔子之書。以此為標準,正學問之血脈。(《謫居殘筆》)
何解周孔是「學問之血脈」?他說:
聖學之血脈,學問不入文學,今日之得,用之於今日之事。工夫、持敬、靜坐皆棄之。由是觀之,陳設言行以修身,千言萬語,總是雜學,聖學之血脈中分明無次矣。(《謫居殘筆》)
因周公、孔子都指引人切實做事、行動,不是說一大堆工夫話語。工夫論到宋儒,特別是朱子始完備,但山鹿素行完全看不起,「今日之得,用之於今日之事」,有清儒顏元的氣味。
有條理之謂理,事物之間,必有條理。條理紊則先後本末不正。性及天,皆訓理,最差謬也。(《聖教要錄》)
理取條理義,反對天理、性即理,這是從根本上顛覆朱子學。
性不可以善惡言。孟軻所謂性善者,不得已而字之,以堯舜為的也。後世不知其實,且認性之本善,立工夫,尤學者之惑也。(《聖教要錄》)
不學,不為,故不生善惡之實......以基礎同一,即比我心為聖人,更比之為天地,甚謬也。(《謫居童問》)
「性不可以善惡言」,善惡出自後天的「學」、「為」,乃告子「生之謂性」的進路,通於漢儒「性有善惡」(性有為善為惡的傾向)。
否定性善說,再進而否定工夫論,山鹿素行已不走宋儒的路了。
由於另闢蹊徑,素行自然反對「存天理,去人欲」,他說:
人物之情欲,各不得已也。若無氣稟形質,則情欲無可發。先儒以無欲論之,其差謬甚矣。(《山鹿語錄》)
去人欲即非人,如同瓦石。豈可謂瓦石皆明天理乎?(《謫居童問》)
他還說:
責人之非,求之毫厘,以至奴婢僕從亦以成聖賢為事,吹毛求疵,角落門庭勿積微微塵埃。(《謫居童問》)
這完全是清儒戴震批評「以理殺人」的日本版!
戴震講達情遂欲、以情絜情 (絜為推度之意,指以己之情欲,推度天下人之情欲,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使天下人的情欲都得到公平合理的滿足),試觀山鹿素行的看法:
人之知及萬物,故其利心、欲心亦盡萬物。故好色而求天下之美人,好聲而求天下之美聲。不得美之至極不止。是乃人性之本,知識秀於萬物之故也。然好色、好聲不可勝計。事父母、事君亦不可不盡其至極。故聖人立忠孝之說,教之臣子;立仁義之道,以為人倫之極道。美人,色之至善;八音調,聲之至善;忠孝,侍君父之至善;仁義,人道之至善也。(《謫居童問》)
丸山真男解釋:
所以,要排斥的不是人欲,而是人欲之「惑」。所謂「惑」,照素行的說法,就是「過不及」。由此就產生了更為重要的結論:即,如果人欲是一切行為和善惡的基礎,離開人欲就沒有天理 (這與否定離開氣質之性的本然之性是相對應的),那麼衡量欲望過不及的善惡標準,就不能在人性之中求之,相反,必須在人性之外尋求。在此,禮樂這種客觀的標準就身價百倍地登場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此和戴震並無二致。
二人的分別僅在於:戴震就氣質本身言性善,禮樂亦自人性出。山鹿素行不認人性本身有善惡,視禮樂為人性之外。
素行說:
定人之禮,以通人情,制其過不及。或分事品,或極盡物之大小高下文質,以此制人心也。(《謫居童問》)
制人欲過不及就是禮。
道之準則,事物之禮節,乃聖人所立之教,故近於是外也。(《謫居童問》)
禮是外在的、客觀的。
經過山鹿素行,日本朱子學實已出現「範式轉移」,較中國為早 (山鹿素行 1685 年逝世,顏元才五十歲,從經世致用的角度反宋儒。戴震完成整個達情遂欲哲學的「範式轉移」,卻生於 1724 年)。
伊藤仁齋
與山鹿素行同期,有伊藤仁齋。仁齋寛永四年 (1627 年) 生於京都,和素行一生熱烈關心政治不同,他是一位赤貧如洗、講學不已的醇儒。
仁齋思想分前後兩期,三十六歲前學宗朱子,三十六歲後質疑、批判朱子乃至宋儒。他的早期想法,見以下諸條:
太極者,道之極也,萬物之所由生也......所謂天地萬物,莫不根於太極焉......不可形名焉,不可以色言焉,謂之有則無形,謂之無則有理,既無有無之可辨,復無終始之可議,此所謂太極之真體也,謂之道,謂之性,謂之未發之中,謂之造化之樞紐,是故太極之妙也,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見也。(轉引自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 - 德川日本思想史》)
此條談理氣。
聖人之學,心法也。不可以文字言說求焉,不可以意度臆想得焉,蓋具於心而不假外求,出於天而不得他取......以六經之學,本不過求於其具於心而出於天者也,其始見於經......蓋肇於堯之一言,開於舜之四句,而用功之密,具備於學、庸、語、孟之書焉。(轉引自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 - 德川日本思想史》)
此論性理出於天而具於心,備於學、庸、語、孟,即《四書》之中。
夫惟敬者,仁之則也。仁者,善之本也。捨敬則無以見仁,捨仁則無以見性。(轉引自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 - 德川日本思想史》)
此強調「敬」的重要。
三十六歲發生什麼事令仁齋思想出現轉變?據荻生徂徠學生太宰春台《聖學答問》所記:
明末吳廷翰者,著《吉齋漫錄》、《櫝記》、《甕記》等書,辟程朱之道,豪杰也。聞日本伊藤仁齋讀吳廷翰書開悟。
儘管有些學者如島田重禮不認同 (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 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仁齋自己剖白:
三十七、八歲,始覺明鏡止水之旨非是,漸漸類推,要之實理,覺釁隙百出,而及讀《語》、《孟》書,明白端的,殆若逢舊相識矣,心中歡喜,不可言諭焉。顧視舊學,若將誤一生。(《古學先生詩文集》)
即使否定吳廷翰的影響,三十六歲為仁齋思想之分水嶺,是非常清楚的。
覺悟後的仁齋先反對「敬」:
若謂主一敬,而聖學即了,則奚異於欲以一味陳皮療百病乎。(轉引自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 - 德川日本思想史》)
再駁斥「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二分:
孟子性善之說,就氣質之中而言,非離氣質而言。(《童子問》)
性生也,人其所生,而無加損也......而孟子又謂之善者,蓋以人之生質雖有萬不同,然其善善惡惡,則無古今聖愚一也,非離於氣質而言之也。(《語孟字義》)
他說:
蓋人之性不善,欲為仁義禮智之德不得。唯其善,故能成仁義禮智之德。(《語孟字義》)
用氣性中有為善的自然傾向言孟子性善,完全同於戴震。
理氣論上,仁齋反對理氣二分、理生氣,而講:
故知天地之間,只是此一元氣而已矣。可見非有理而後生斯氣,所謂理者,反是氣中之條理而已。(《語孟字義》)
他又汲汲於截斷天人貫通之道,大談「天道」、「人道」之別:
《說卦》明言: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不可混而一之。不可以其陰陽為人之道,猶不可以仁義為天之道也。(《語孟字義》)
仁義禮智,在仁齋眼中,只有完成義,並無根源義:
仁義禮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道德者,以遍達天下而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以專有於己而言,非天下之所該也。此性與道德之辨也。(《語孟字義》)
丸山真男解釋:
在朱子學中,仁義禮智屬於本然之性,它同時也是道......在仁齋那裡,仁義禮智並不是作為本然之性先天賦予給人的,而恰恰是人應該去實現的理想。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仁齋又說:
苟有禮義以裁之,則情即是道,欲即是義,何惡之有?(《童子問》)
情欲為禮義所節制,便不是惡,這和山鹿素行、戴震想法相同,而不認同宋儒「存天理,去人欲」。
故凡事,專依理決斷,則殘忍刻薄之心勝,而寬裕仁厚之心寡。(《童子問》)
予觀《通鑑》、《纂要》等書,其評陟人物,善善惡惡,不一毫假借,可謂嚴矣。然決斷深刻,古今無全人。殆有申韓刑名之氣象,而無聖人涵容之意味。持己甚堅,責人甚深。浸淫於肺腑,透浹於骨髓,卒為刻薄之流。專主張理字之弊。一至於此,悲哉!(《童子問》)
此等於批評「以理殺人」。
因天理、情欲並非對立,他反對朱子「三代以前,盡出於天理;三代以後,總是人欲」,說:
此非仁人之言也。仁者嫉俗之心少,故知今不遠於古。不仁者憤世之心勝,故知今不可復古。設心不同,趨向頓異。後世之不能無君子,猶古之不能無小人也。豈可獨以三代以後盡為人欲乎?(《童子問》)
簡言之,三十六歲後的伊藤仁齋已越出朱子及宋儒的門戶,契接到山鹿素行的思想新範式 (清代儒者的唯氣論及達情遂欲哲學) 之中,二人雖有小異,卻難掩大同。
貝原益軒
貝原益軒生於寬永七年 (1630 年),「自十五歲始有志於聖學,夙讀宋儒之書,於其說敦尚之為宋師。復嘗大有所疑」(《益軒全集》)。
益軒之思想,首為「理氣一物論」。
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有此理。」......篤信竊為,可怪先賢正大光明之學,而有斯言。即是老子之道,生天地,生於有無之說也。(《大疑錄》)
理氣決是一物,不可分為二物焉。然則無無氣之理,又無無理之氣,不可分先後。(《大疑錄》)
竊謂太極是陰陽未判,萬物未生之時,一氣混沌之名。(《大疑錄》)
有謂益軒受羅欽順啟發,此未免閱讀欽順的文本有欠周全,《困知記》有以下四條: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
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眾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為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跡求哉?
不說個形而上下,則此理無自而明,非溺於空虛,則膠於形器。
理即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迴圈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慾之累,故感應易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中和之氣,自為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為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言天人同一之理,又把理視為「形而上」者,「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欽順所言之理顯然為一生生不已之「存在之理」,其並未向下拋落而成為純粹的實然之氣之條理。此「理氣一物論」焉同於益軒的呢?
在宇宙界言理氣一物,在人生界言「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合一。益軒說:
蓋天下古今之人,只有一性,勿分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天地之性,亦豈非氣質之稟乎?(《大疑錄》)
又說:
善者,是性之常也;惡者,是性之變也。(《大疑錄》)
羅欽順說:
愚嘗寤寐以求之,沉潛以體之,積以歲年,一旦恍然,似有以洞見其本末者。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簡而盡,約而無所不通,初不假於牽合安排,自確乎其不可易也。(《困知記》)
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一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為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困知記》)
「理一」即本然之性,「本然之性」為氣質所界劃,現出種種「殊相」,謂之「分殊」。欽順尚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的分設。
益軒反對主「敬」,而主張「以忠信為本」:
聖人之教,以忠信為本......苟不以忠信為主,徒以敬為一心之主宰,是不以工夫為心之主,恐偏於敬,而流為束縛強持之病也。(《慎思錄》)
他又認為不應忽視財利:
今之學者往往謂利非君子所欲,是則好名誇高者之言,非君子之情。唯偽矣。(《自娛集》)
講究因時制宜,懂得變通:
隨時制宜,則無拘泥之患。今人亦頗有志於道者。然而見識蔽固,執滯不通。生今世泥古禮,不能隨時制宜,動與風俗時宜相乖戾矣......儒者之道,豈可如此乎!(《慎思錄》)
他最後說:
然則宋儒雖賢哲,不可與聖人同班。(《大疑錄》)
楊儒賓<羅欽順與貝原益軒 - 東亞近世儒常詮釋傳統中的氣論問題>:
江戶早期的朱子學學者貝原益軒頗受羅欽順理論的啟發,他在晚年代表作《大疑錄》一書中,對程朱的「理氣」二分以及超越的性善論也提出強烈的批判。筆者認為貝原益軒雖然受到羅欽順的影響......但兩人的哲學立場其實大不相同。貝原益軒在《大疑錄》一書中的觀點已經放棄了超越的追求,「性即理」的模式已經不見了,「太極」、「理」、「道」這些概念完全喪失超越的向度,變成了「氣」的述詞或屬性......貝原益軒卻背叛了程朱,走向了自然主義的唯氣論之範圍。
此可視為對貝原益軒思想最扼要的概括。
荻生徂徠
荻生徂徠寬文六年 (1666 年) 生於江戶,曾師從林鵞峰和林鳳岡 (林羅山的後人)。他得到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賞識,經常在政事上提供建議。
日本朱子學發展至此,面目已然全非。荻生徂徠說:
儒者之輩,把聖人之道此安天下之道當第二手事,先立天理、人欲、理氣、五行高妙之說,以持敬、主靜、格物、致知、誠意、誠心等和尚之事為誠之事。(《太平策》)
聖人之道專以治己身心。若專以治己身心,而推之為治國平天下之說,乃佛老之緒論......即使治心修身,修行成就猶如無暇之玉,無關懷下民疾苦之意,不知治國家之道,何益之有!(《徂徠先生答問書》)
第一條等於將宋儒學問全盤否定。第二條徂徠明顯重視經世致用之學。
他又說:
後世之儒者云仁,釋為至誠惻怛。即有至誠惻怛之心,無能為民之事,非仁。不管若何慈悲,皆德仁也,婦人之仁也。(《太平策》)
值得注意是「有至誠惻怛之心,無能為民之事,非仁」,徂徠之仁為完成義之仁,同於伊藤仁齋。
諸子百家九流之言,以及佛老之偏頗,皆道之裂已。亦莫不由人情出焉,故有至言。夫聖人之道,盡人之情已矣。不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故苟立其大者,撫而有之,孰非聖人之道哉?(《學則》)
朱子辟佛老,藤原惺窩、林羅山承之。徂徠卻主張「諸子百家九流之言」乃至佛老學說都要學習,重視多元思想,且有極強烈的智識主義傾向。
道者統名也。舉禮樂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非離禮樂刑政別有所謂道者也。(《辨道》)
此完全將道的形上義、超越義消解。
丸山真男說:
所謂禮樂刑政,就是叫做「事」和「辭」的唐虞三代文物制度的總稱。
徂徠所說的道是指先王之道,先王之道的本質在於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性。
徂徠學的道是唐虞三代文物制度的總稱。(三條皆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徂徠因此重視古文辭學 (漢唐訓詁學) 及實踐行動。
心無形也,不可得而制之矣。故先王之道,以禮治心,外乎禮而語治心之道,皆私智妄作也。何也?治之者心也,所治者心也。以我心治我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安能治之。(《辨道》)
這裡徂徠把依禮而行當作治心的唯一手段。
針對變化氣質、人皆可以為堯舜,徂徠予以否定:
氣質者天之性也,欲以人力勝天而反之,必不能焉。強人以人之所不能,其究必至於怨天尤其父母矣。聖人之道必不爾矣。(《辨道》)
所謂變化氣質,乃宋儒之妄說,責人以不能之事,無理之至矣。氣質不管如何都是不可變化之物。猶米終是米,豆終為豆。學問只在於修養氣質,以成就其所有。(《徂徠先生答問書》)
他認為,氣質只可「移」,不可「變」:
人之性萬品,剛柔輕重,遲疾動靜,不可得而變矣。然皆以善移為其性,習善則善,習惡則惡。(《辨名》)
劉滄龍<荻生徂徠與戴震的語文學方法>:
日本德川儒者荻生徂徠 (1666 - 1728) 的古文辭方法和戴震 (1724 - 1777) 的「訓詁以明其道」有其相通之處,兩人均採用「語文學詮釋學」的方法,主張恪守語文學的進路來揭示古代經典文本的整體脈絡與哲學意涵。荻生徂徠和戴震的方法特色即是兼採語文學與哲學兩種方法,並且比前儒更有意識地強調語文學方法在哲學詮釋中的必要性。兩位思想家大部分的論點都相當一致,他們都反對宋儒 (尤其是程朱) 在理論上所建立的「理」的超越同一性,而重視個體的差異 (戴震從「分理」與「氣」著手,徂徠則強調「性人人殊」),在實踐上則共同強調禮樂習熟的重要。就同一方法的操作來看,徂徠的結論幾乎大部分和戴震相同......
據此,荻生徂徠的思想也屬於新範式,背離了朱子學。
荻生徂徠死時,戴震才四歲。朱子學在日本早已脫胎換骨,於中國卻仍在轉型之中。
順帶一提,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公然反對朱子學的態度,卒之令德川幕府忍無可忍,光格天皇寬政年間,有「寬政異學之禁」,凡講經非關宋學者,皆屬「異學」,勒令禁絕 (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 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
當時代表官方朱子學的柴野栗山,在<答大江尹>中批評仁齋、徂徠之學:
中世伊藤源助 (仁齋) 者出,其性惡高遠微妙之言,其所好則平時卑近,又厭時流剛愎褊滯高談自許者之為,凡古書說天道性命者,自《易》、《中庸》舉而斥之,以為非孔氏之書。夫己之所不知,不能反復而驗之於天理人情古道,而直以非經斥之,其驕傲不遜,其謂之何?......繼而物茂卿 (徂徠) 者出,其所悟入則亂譯學之緒餘矣,其所安心立命則王 (世貞)、李 (攀龍) 古文辭之疑惑矣。其性倨傲好勝,既被源助先著,謂循守古說尊奉宋儒,乃似愚腐無能,不可為一家法。而出源助下者,遂牽強附會,鑿空撰出,其謬戾乖剌無稽之言,大禍天下。
可以為證。
[參考資料]
1.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2. 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 - 德川日本思想史》。
3. 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 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
4. 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
5. 楊儒賓,<羅欽順與貝原益軒 - 東亞近世儒學詮釋傳統中的氣論問題>。
6. 劉滄龍,<荻生徂徠與戴震的語文學方法>。
7. 童長義,<德川時代儒者伊藤仁齋的「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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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闡述及析論歷史、哲學,兼及文學、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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