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百年大慶 - 保路運動（中）

雖然是一言難盡，但保路運動的開端，其實並非是激烈的。在一開始的時候，川漢鐵路公司內立憲派，基本上還是審慎樂觀，且持正面態度：「只要補償方案合宜，且不以路權跟外國銀行質押，收歸國有並無不可。」

讓川漢鐵路股東會，以及全四川人保路越保越兇，主要原因出在不公平的補償方法。上篇提到了，不管是廣東、湖南湖北還是其他地方，若不是全額照價發還，就是依照比例分攤，都拿的到現銀。只有川漢鐵路是全部以國有股票補償，且這種國有股票，依照過去記錄很可能變壁紙，這擺明要四川人血本無歸嘛。（註：這道理就很像辛巴威說要發行公債，若非強迫中獎，哪個辛巴威老百姓會蠢到去買？)

結果，就是在1911年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這種擺明要激烈抗爭到底的態度，助長了革命的氣勢，也提供了同盟會運作的空間。

在這裡要把四川當時的幾個勢力大致說明一下，四川其時有地方官的當權者、立憲派者、革命黨、哥老會等勢力。

當權的官員，因為其個人立場與職務，對於保路運動有些是堅決反對，有些則是完全相反的支持到底，這涉及官場鬥爭等因素，還要考慮當時在北京，內閣的當權派與下野的其他人，如袁世凱等有實力者。基本上，官員的態度是很多樣化的，這注定了革命後，會因此退隱歸鄉或客死異鄉的差別。（註：說穿了就是派系鬥爭一句話。）

立憲派主要是仕紳商人為主，主張社會改革但要漸進式的，反對革命等激烈改變。對於內閣的顢頇與鐵路國有政策，與其說是憤恨不平，不如說是恨鐵不成鋼，一開始的態度只是要求可以收回現款。但隨著保路運動的擴大與不受控制，他們的立場也開始改變，有的人則在革命後擔任了重要官員。（註：從古到今，社會上層的人都不會希望激烈改變。）

革命黨不用說，推翻滿清是一貫立場，只不過在保路運動一開始，他們並不處於檯面上，革命黨人潛伏在軍、警等有實力的單位，進行低調的遊說與勢力培養。但隨著保路運動的進展，革命黨人暗中刺激民眾情緒、煽動輿論，最終則扮演著暴動到武裝起義的重要角色。(註：革命需要的是柴薪，不是光會點火。)

哥老會屬於幫會系統，起初根本不屬於保路運動的要角，但因為川漢鐵路幾乎把所有四川人的利益都牽涉進去。且哥老會的組織遍及四川各地，革命黨也會利用其力量接管政府，革命後的軍政府中就有哥老會成員擔任要職。

至於不屬於這些勢力的，則是一般老百姓，他們為了自己一點點的棺材本，被迫或是主動加入了哥老會組織，參加了革命起義活動。但要說他們是為了什麼民族大義還是人民力量？那真的是想太多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客觀來說，老百姓其實是被捲入濤濤洪水中的。（註：老百姓從來就沒有在革命中，或是在未來幾十年內，具有真正的影響力。那都是國民黨到台灣，還有共產黨獲得中國大陸後，去教育慢慢洗出來的。)

在各方勢力的暗流下雖然洶湧，但檯面上仍然是平靜的，至少這時候沒人想要真的立即推翻清王朝。且鐵路國有化的政策耳語甚多，但只要沒有出現正式的皇帝詔書，一切都還是未定數。

詔書已發，鐵路要收歸國有，川漢鐵路股東會召開臨時會，來討論接下去的問題。當然，該打官腔的打官腔，該熱血的熱血，一切等於白說。這時候大致上，四川地區的官員想法各有不同，如四川藩司尹良，因為其派系關係，屬於完全聽命中央一派，就不主張保路，而四川藩台王人文，則因為官場不順以及派系不同，跟前任川督趙爾巽等人站在不同邊。（註：王人文花了很多錢買官，就是買不到川督，只能弄到一些邊陲理蕃缺，這說明了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關係光用錢是買不到的，或是說要花的錢很多。)

這裡有一個法律上的問題，就是憲法已立，依照憲法規定，對外簽訂任何約定，需要交付資政院通過，並交給各省資議局審理。簡單的說，照法律上來講，盛宣懷去跟外國銀行簽訂合同，在資政院沒有通過，各省資議局沒有支持下，是不能算數的。

四川資議局再1909年成立，後來擔任革命後四川要員的蒲殿俊、羅綸等人，就是資議局中的立憲派要角。在四川藩台王人文的默認下(代理川督)，四川的仕紳與學生團體，紛紛組成各種討論會與同志會，研究鐵路國有方案與借款合約。讀者要知道一點，雖然我們都知道立憲跟地方議會這些玩意，其實在當時中國並不是真正具有什麼實質意義，但至少法律上准許民眾參與政治。像是王人文等，沒有官僚背景與滿人親戚關係的官僚，就亟欲獲得這些地方仕紳的政治力量。

但，幾千年來都沒把人民當回事的專制政權，真的把缺口打開，這個力量就阻止不了。尤其是發現民眾的政治力量，確實可以成為自己官場上力量的那些官僚，他門等於站在了大清王朝的對立面，向那些有親族與派系關係的滿清要員發出挑戰。(註：所以中國共產黨不笨，輿論一定要控制，放任那些大學或是媒體去自行研究，一定會顛覆專制政權。專制政權要存活，就必須「舉國一致」)

事已至此，代理川督王人文站在了保路運動這一方，在蒲殿俊、羅綸等川漢股東會重要人物商議下，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會，為了達到效果，迅速在各地成立分會，並對民眾進行說明，還有對全國各地進行遊說。其最初目地仍然是要利用輿論力量，促成政治上的改變。但火種一點，後來造成保路運動變成武裝革命，這些仕紳為了保障自己權益而成的保路同志會相當重要。

代理川督王人文處境艱難，他不斷的上奏北京要求中央收回成命，但不得要領，被刻意的忽視，其此時包括前任川督趙爾巽、藩司尹良都在參王人文一本。王人文在此時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他上奏朝廷「罷免盛宣懷以謝天下」。結果鬥爭失敗，後來被調離四川，招回北京，抵達陝西時，以被下詔罷官，要叫回北京嚴懲，在這時候辛亥革命爆發，清廷也對王人文無力懲戒了。（註：王人文革命後沒有任官，寫了一本關於他任內四川保路的始末，這裡不少資料出自於他的自傳。）

保路運動轉變很快，王人文去職後，由在西康撫邊的趙爾豐接任川督，這時候已經是1911年的8月了。直到辛亥革命、四川保路運動變色、趙爾豐被殺，不過才數個月的時間。但這段時間相當的重要，必須提到趙爾豐其人其事，以及被任命為鐵路大臣的「端方」。

趙爾豐能力極強，任內建樹極多，只不過他在當時算是保守派，其兄趙爾巽擔任東三省總督，也算是高門望族。但在此時他是站在保路同志會，也就是四川地方仕紳的對立面，對於北京的命令總是會加以執行，但與錫良相比，欠缺圓融。

端方是滿族正白旗人，思想先進，與保守派相差甚大，歷任南北各地總督，可說是權傾一方的滿族大臣。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端方與袁世凱算是兒女親家，這在光緒年間還沒有什麼問題，袁世凱與盛宣懷的鬥爭，大體上還受到節制。直到宣統年間，與袁世凱對立的載灃成為攝政王，導致袁世凱下野賦閒，端方則因為小事被貶官。(註：提到清末鐵路的爭鬥，絕對不能忽略這些派系的鬥爭，盛宣懷的方案不是不好，只是很大一部分也是為了他自己，去鬥爭其他人。)

端方被任命為鐵路大臣是5月的事情，他本身就不贊成鐵路國有，這一半是出自他歷任總督對地方的了解，一半是他與當權派派系的鬥爭問題。所以他對這任命案是百般推拖，一路拖延到了武漢，這時候四川形勢已經凶險了，而在辛亥革命時，端方遭到了新軍殺害，與其弟端錦的首級，送到了已被推為都督的黎元洪手上，令黎唏噓不已。這是後話，下篇再提。

鐵路國有政策下來後，對四川最大的衝擊，是數萬鐵路工人被迫停工，發不出薪水幾乎要讓工人造反了，鐵路公司總理李稷勳一開始站在工人與保路一方，但隨著他進京求援，立場也轉變為支持鐵路國有。鐵路公司的總理不站在股東這一邊，簡直讓是保路同志會的人氣翻了，而更令人傻眼的是北京的態度。

基本上北京發往四川的電報，大概不出兩種，第一種就是指責川人都是「少年喜事、非公正紳商」，第二種就是要求川督趙爾豐要嚴厲查辦與解散保路運動各會的。清廷為何厚此薄彼，堅持四川鐵路不發回現銀，只發股票？說法很多且矛盾的不少，但大體上應不出清末各派系鬥爭的結果。(註：意思就是，筆者對這方面的資料不足，真的不曉得理由。)

趙爾豐並非蠢人，他知道有些電報是不能亂發亂接的，像是指責川人是一群小朋友的這種電報，趙爾豐也是先跟幕僚商議，然後再找蒲殿俊等保路運動領袖討論，找出比較好的方案再回電。有一些要求鎮壓的電報，趙爾豐也沒有完全照辦，這是地方官在第一線的難處。

但事情總是要攤開的，鐵路股東會發電報給總理李稷勳，要求去職交帳簿怎麼都沒結果？北京發了一堆要求嚴辦與靖正的電報，怎都沒看到結果？等到這些北京發的電報攤開在川人面前，四川人簡直是氣炸翻桌了。

這裡稍提一下李稷勳的問題。持平而論，李稷勳為何在當時選擇站到了反對保路運動的一邊？這要看一下當時的狀況。李稷勳與詹天佑在修建宜昌段的鐵路時，數萬工人的生計都靠這條鐵路的興建吃穿，還有好幾個新興的小城鎮起來，這些人都是要張口吃飯的。

更重要的是，革命黨人到處募集同志，這些鐵路工人已經有被革命黨吸收的，而且警察也破獲了一些破壞案件，證明革命黨人想要趁亂起事並非空穴來風。一個鐵路公司的總理，下面有幾萬個工人欠薪未發，四川輿論全是攻擊謾罵，而他的本意只是想要快點開通鐵路，虛耗下去不是辦法。

武昌起義後，宜昌的這些川漢鐵路工人，欠薪的狀況已經到了要全體暴動的程度，李稷勳還是發了電報給武漢軍政府的黎元洪，希望他播款發薪，將鐵路工人全數資遣。在防止鐵路工人暴動上，李稷勳無疑的有穩定社會的功勞，但這個川漢鐵路的罪人罵名是背定了。

總之，在北京的電報催動下，四川局勢急轉而下，鐵路股東會幾乎直接轉成了保路同志會，在輿論與演說的挑動下，四川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全部站在了保路運動這邊。

川督趙爾豐則認為情勢雖急，但仍可以應付。只是他不曉得的是，革命黨人已經在暗中活動，且常在關鍵處煽動民眾情緒，使得立憲派逐漸的被自己所創造的保路運動，逼成了革命運動。如蒲殿俊與羅綸，皆在革命後的成都軍政府中擔任都督與副都督一職，後來也在北洋政府中擔任一些職務。

與其說局勢是他們一手創造，不如說是在大時代中，每個人都有身不由己的地方。當革命勢起，這些人為了家中的老小安危，也為了未來的前途與利益打算，站在了革命的浪頭上。

下一部，立憲派的失敗與革命，以及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