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3C時代的同儕與教養：拇指姑娘的巷仔
編輯嚴選
2020/04/16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自學生會不會沒有同儕？」這是常常被問到的老問題。
雖然世事難料，沒有人想得到「習慣沒有同儕」有一天會變成一種生存能力，在需要保持社交距離的時候就沒有適應的問題。
但其實自學生也不是就沒有同儕、也不是沒有跟同儕互動， 以我們家孩子來說，他會在不同的活動或課程遇到不同的人──包括大人跟小孩──這些人應該都可以算是他的同儕。只是自學生大多確實不如學校的孩子們那樣，跟同一群人整天待在同一棟建築物裡。
無論如何，自學生跟一般的孩子相較，接觸到人群的機會確實比較少，這樣是否會影響自學孩子發展社交能力呢？
巷仔裡遊戲的重要性
我小學時期住在一個死巷裡，巷子被兩排四層樓高的公寓包圍，整個巷子大約有百來戶住家。那個時候正是經濟起飛的年代，住在這種公寓的家庭大多是年輕家庭，伴侶雙方都要從早到晚努力工作，才能勉強償還車貸房貸、養家餬口的情況中。
也是在這個時代，台灣開始出現「鑰匙兒童」這個詞，形容小孩脖子上掛著家裡的鑰匙，放學後自己走回家，自己開門，自己寫功課（才怪），自己出門跟巷子裡的朋友們一起玩耍。
首先，無論是不是自學生，我認為跟同儕一起進行這種沒有明確學習目的、非標準化的巷仔裡遊戲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這篇李玉華和謝宜暉在獨立評論發表的文章，試著強調這種巷仔裡遊戲的重要性。該文引用英國學者Pam Jarvis等人在 2014 年發表的文獻〈以「社會化」談「合作式自由遊戲」對童年的重要性〉，指出「現代兒童的環境帶給孩子壓力和絕望感受，一部分來自『被忙碌緊張的成人催促』，一部份則來自『環境中無法跟他人建立充滿安全感的社交連結』」。
Jarvis的研究也指出，現代兒童身處於長時間的標準化學校教育中，壓縮了自由進行社交遊戲的時間，並且由於都市化（屬於小孩的遊戲空間大量減少）、個人生活原子化（鄰居之間不熟悉、缺乏信任感）、風險評估（車輛增加、擔心遇到壞人）、遊戲商品化（影視文化和玩具的銷售結合）等等原因（在台灣，還要再加上少子化），小孩玩遊戲的方式改變了，現代兒童在家裡的時間裡，也很少進行社交遊戲。
Jarvis也認為，假如在童年時期缺乏社交遊戲，孩子往後可能會形成缺乏自信、焦慮、憂鬱、自戀等等人格特質。
然而，當我成為教育者之後，我回顧我的童年時光，發現我不太確定這樣的遊戲團體對我來說是好是壞。我甚至懷疑，這些社交遊戲或多或少造成我人格裡的憂鬱和缺乏自信。
巷仔裡的獨裁者們
我們巷子裡的孩子們大多是鑰匙兒童，放學後會在年紀大的孩子的帶領下，進行各種遊戲。我在群體裡是弱勢的個體，運動神經差，講話也不怎麼伶俐，人緣普通，家裡也沒有巷子裡第一台286電腦或任天堂。總之是得要絞盡腦汁、小心翼翼才能在團體裡不落入底層的狀況。
無論大人在不在家，忙碌的大人不太會去理會孩子們的遊戲，往往也不知道小孩們在玩什麼。小孩團體裡的秩序是由大孩子們所主導，大孩子們憑藉自身當下的心情、喜好、內在匱乏感或素樸的正義感，做出各種裁決、獎勵或懲罰。
在那樣的遊戲環境裡，壓迫跟傷害時常發生。假如大孩子在家裡或學校受了委屈，團體裡弱勢的孩子便是他們情緒抒發的出口，排擠與欺凌將伴隨著大孩子肢體能力或口說能力的優勢差距，如雨點般落在團體裡弱勢孩子的身體跟心靈上。而在大人不在的家庭裡，大欺小的情況也毫不罕見。
- 示意影片（其實只有一張圖）
成為教育者之後，我時常回顧那段巷仔口的遊戲時日，想弄清楚那究竟對我的人格發展造成了什麼影響，但至今仍然很難釐清。在那種可說是寡頭統治的遊戲團體裡，我確實學到了很多社交的技術跟能力，但我也確實留下很多精神上的痛苦跟創傷。很難說我的童年經驗有沒有造成我人格中的憂鬱或缺乏自信。
對於這個問題，李、謝兩人的文章指出一條由成人來有意識主導的「合作式遊戲」的文化，來避免我兒時遭遇到的那種遊戲環境，「在每一次狀況中，陪伴孩子一起思考各種可能，學習成長、朝向「共好」。其中一個例子如下：
孩子 B 照顧者跟孩子 A 說：「哇！你盪好高喔～真厲害！你也好喜歡玩盪鞦韆，B 也是耶！他都假裝自己飛到天空中跟 747 機長一樣。」
孩子 A 照顧者靈光一閃：「A 也常常假裝自己是戰鬥機長！對不對？」
孩子 A：「轟轟轟～ 炸彈發射～～～」
孩子 B 照顧者：「可是 B 等得有點久了，也超想一起飛行的，能不能讓他當你的副駕駛？」同時問問孩子 B：「你想要先當副駕駛嗎？」
孩子 A：「他可以來當駕駛，我快要降落敵軍基地了！」
孩子 B 照顧者：「那請你降落好告訴我，換 B 準備起飛。等等如果隔壁座艙也空出來，你們兩個就能同時駕駛，來一場飛行比賽了！」
老實說，我認同「共好」的價值，而且在面臨文章裡所舉例的那些情境時，我恐怕也想不到更好的做法。然而，這種由成人引導的遊戲環境，建立在大人對孩子遊戲的細緻「觀看」上。我在這篇〈全景敞視拼教養〉裡提到我對這種觀看的擔憂：
熱切地全方面觀看小孩的父母，將小孩的各種行為分類成正常／不正常之後，可能會熱情奔放地採取各種介入措施，去導正／矯正／教育──隨便你用什麼詞，都不改其控制的本質──但結果往往只是過度介入，而對小孩的發展與嘗試造成妨礙。
無論「合作式遊戲」是不是一個極好的價值，這種由大人發起的「控制」（或「引導」，無論填入哪個「中性」的詞）仍不改其控制和篩選的本質。這使得純然由孩子們進行的遊戲，在遊戲現場被大人介入、剪裁成某種「應該」（或「更好」，同樣的，無論填入哪個詞）的樣子。最悲觀地說，即使我們的立意良善，假若這種觀看是「全景敞視教養」的一部份，這仍可能讓孩子逐漸形成我所擔憂的「陰性身體」。
這就讓我們陷入了一個兩難：大人們真的要管到孩子們的遊樂場或遊戲裡去嗎？這樣不會管太寬嗎？但假若我們不去管，我們又該怎麼看待孩子遊戲裡的那些弱肉強食、那些任意而為的攻擊性或傷害？
除此之外，即使大人想管，其實也不可能一直管下去。在小孩還坐在嬰兒車裡或還需要牽著我們的手、坐著我們的車才能抵達遊樂場的時候，我們或許還有機會見到孩子們的遊戲，但當孩子的年紀逐漸長大，大人們終究有應該要放手的那天。
放手的那一天會是哪一天？從那天開始，我們又該怎麼面對孩子們遊戲裡可能的那些傷害或挫敗？
拇指姑娘的巷仔裡
在我們這群自學生的情況裡，這一天還蠻早就來了。
我們這群自學生大量使用數位產品，孩子們都有一台自己的平板、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不只是大量使用數位產品來娛樂，上課時也使用協作平台，交作業也可以直接傳給我檔案。
以我們家小孩來說，他一歲多半夜哭醒時就會被我抱著，我們一起看少女時代的影片，一片一片接著看到睡著，一歲半就沈迷看youtube不洗澡。米謝・塞荷稱這些孩子為「拇指姑娘」，巧妙地形容了這個「用手指來跟世界互動」的世代。
在小學低年級或學前階段，孩子們會在共學團或自由日等活動裡時常見面玩耍，但在這些孩子長大到四五年級之後，隨著孩子們開始有各自的選修課程，見面的時間也大幅縮短。在那之後，這群拇指姑娘主要的社交場合是在網路遊戲中。他們主要玩的遊戲是Minecraft跟Roblox（都是自由度高的沙盒類遊戲），在messenger上開了幾個聊天群組，透過聊天群組做即時的溝通。
當小孩們的社交遁入到網路遊戲和通訊軟體裡時，觀察小孩的遊戲就變得不太可能。大人既不想加入小孩玩那些遊戲，也不想聽小孩在通訊軟體裡鬼吼鬼叫。而且最重要的也許是，比起盯著小孩的螢幕，大人更想要盯著自己的螢幕。
由於小孩不知為何有一種玩的時候都要吼叫（有時同一句話要喊三到五遍……比方說「快過去！快過去！快過去！快過去！快過去！」）的特性，即使隔著房間門，我還是可以斷斷續續聽到一些句子。
於是我注意到，在他們的巷仔裡果然也有排擠。
根據我斷斷續續的瞭解，起因彷彿是有些人想玩Minecraft，有些人想玩Roblox。如我小時候那般，在沒有大人觀看的巷仔裡，年紀較大也較有能力的那個孩子，開始因為個人的慾望與內在需求，透過分化和排擠來試圖支配其他成員。
然而，在我小時候的巷仔口裡能夠運用的那些權力運作的技巧，在拇指姑娘的巷仔裡似乎不能完善地運作。當有一個人被踢出視窗，他轉頭就開了另一個視窗，把所有人都拉進去。當有權力者禁止成員跟某個人互動時，即使有人違反了這個禁令，有權力者也很難發現。這些成員甚至可以另外開一個群組，討論對有權力者的抵抗──而當這個群組開啟的時候，抵抗就已經得到充分的實現。
最後，年紀最大的孩子終於接受自己並不擁有那麼大的權力優勢，找了個台階下，讓群體走向更加包容差異的樣貌。
而那些更大一些的孩子，開始玩《鬥陣特工》這類遊戲的孩子，他們的社交圈則遠遠地放大到整個世界，開始跟外國的網友建立友誼。這個小巷仔裡的排擠行動，這些孩子根本不十分在乎。
除此之外，這些遊戲的自由度很高，無論是一個人、兩個人或十個人，都有不同的樂趣。在我小時候的巷仔裡，假如在當前的遊戲裡受到挫敗或欺負，如果退出遊戲，可能會面臨沒有遊戲可以加入的困境，但在拇指姑娘的巷仔裡，他們可以立刻切斷遊戲情境，轉換到個人或更少數人的遊戲情境中，在遊戲中慢慢修復自己的內在狀態。
這讓我注意到，在拇指姑娘的巷仔裡，掌握了網路工具的孩子們擁有比我小時候更大的資源與心理餘裕，得以輕易地遁逃、重組、甚至抵抗。
在我所舉的這個例子裡，這最終弭平了個體之間的權力差距，讓群體對差異有更多的包容。
合作式的拇指文化
不過，也許每個人的巷仔遊戲經驗未必都像我的童年那般悲慘，可能也有人的是閃亮亮的、充滿愛與和平的合作式童年遊戲。同樣地，即使網路讓拇指姑娘們更有權力遁逃、重組或抵抗，但也是有網路霸凌、人肉搜索這種事情。
也許，我所舉的這個例子，只是個特例？也或許，我們這群自學生是特例？
假如我們真的是特例，那麼可能是因為，我們是合作式的社群。
在我們的社群裡，大人與大人間的合作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項。在社會議題、教育議題上，我們社群跟社大、NGO、社區獨立書店等許多團體合作，在這些合作裡，我們又時常特別關注被壓迫或邊緣的族群。
在這群小孩的日常生活中，排擠、競爭或純粹的利益交換是少見的事，常見的是合作、協商與互助。以最近疫情來襲的例子，我們社群在決定要停課時，教育者會在意各個家庭的收入是否受到影響，而家庭們也會擔心教育者是否能維持生計。
在這樣的日常生活中長大的孩子，會傾向於包容而不是排除，似乎也是可以想像的事。
最後，其實李、謝那篇文章已經主張了「大人之間的合作」，包含了我這篇文章的意旨（不要問我那我幹嘛還寫這麼多 Orz），比方說我早先舉的那個例子：
孩子 B 照顧者跟孩子 A 說：「哇！你盪好高喔～真厲害！你也好喜歡玩盪鞦韆，B 也是耶！他都假裝自己飛到天空中跟 747 機長一樣。」
孩子 A 照顧者靈光一閃：「A 也常常假裝自己是戰鬥機長！對不對？」
孩子 A：「轟轟轟～ 炸彈發射～～～」
孩子 B 照顧者：「可是 B 等得有點久了，也超想一起飛行的，能不能讓他當你的副駕駛？」同時問問孩子 B：「你想要先當副駕駛嗎？」
孩子 A：「他可以來當駕駛，我快要降落敵軍基地了！」
孩子 B 照顧者：「那請你降落好告訴我，換 B 準備起飛。等等如果隔壁座艙也空出來，你們兩個就能同時駕駛，來一場飛行比賽了！」
在這個例子裡，最重要的合作文化，也許不是孩子A跟B最後有了合作的行為，而是展現在兩個孩子照顧者之間的合作意願上。
比起時刻觀看著孩子們有沒有合作的行為，大人們應該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試著親身實踐合作與共好。
假若大人們願意追求共好的文化、培養合作的意願和素養，那麼這群比我們更習慣自由、組織與反抗的拇指姑娘們，也許就真的能夠打造出更加包容、更為共好的社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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