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必要之惡」關進籠子裡？／程天縱
權力是「必要之惡」，必須關在籠子裡；但只要權力掌握在人的手裡，這個籠子就不可能只是制度，因為制度無法控制人性。組織運作的彈性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端看手握權力的人心中一把尺，而這把尺，就是價值觀。
前一篇文章〈權力與人性的「常數關係」〉討論的重點是「權力」，這一篇讓我們繼續來深入觀察。
無怪乎有人說，「權力是男人的春藥」；其實無關性別，權力確實會扭曲人性、腐蝕人心。
然而，要維持一個企業或是政府，必須有組織架構才能運作，而組織架構的背後就是權力；如果組織的價值觀與文化強大、人的素養高尚，那麼權力就只會是個工具而已。
如果組織空有架構與權力，那麼原本悄然不安的「人性」就會趁機出現，成為權力運作背後的指導因素。
在前文中，我們藉由幾個真實故事，來挖掘出組織中幾個容易被忽略、或是被蒙蔽的怪現象；而不明就裡的人或許會認為，某些人握有「權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殊不知背後其實都是「人性」在作怪。
必要之惡
英語中有個很難翻譯的俗語，叫做「necessary evil」，表面意思是「必要的邪惡」、或是「必須存在的邪惡」，這裡就姑且稱它為「必要之惡」。
它可以是一種東西、人、或是事；它本身就是邪惡的，但是又是必須存在。
前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說得好：
War may sometimes be a necessary evil. But no matter how necessary, it is always an evil, never a good.
（戰爭有時是必要之惡，但無論有多必要，它仍然是惡的，永遠不會變成善的。）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為了維持社群的穩定，就必須有組織架構來規範、管理群居行為，因此產生了政府、企業等等不同類型的組織架構。
權力之於組織架構，就如同動力之於機器設備，沒有它就無法運作；也就是說，對於人類社會的穩定發展，權力仍然是必須存在的。
但大部分的人一旦「權力」在手，就會膨脹自我、為一己之私而濫用權力。
回顧人類的歷史，多少次邪惡的事、或是人為災難發生，導致生靈塗炭，都是由手中握有權力的人造成的？
在大部分美國人的心目中，「政府」就是一個「必要之惡」；所以在很多好萊塢的大片裡頭，真正的壞人都是政府。
沒有政府，社會一定陷入混亂，但權力太大的政府又容易幹壞事。
因此美國在1791年通過的「憲法第二修正案」中，賦予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以防政府藉由不對等的「權力」，來欺壓或侵犯公民應有的「權利」。
但是，在美國氾濫的槍枝又衍生了無數問題；特別是最近幾年發生了多次校園或公共場所槍擊案，造成了許多人死亡。
槍枝宛然又是另一個「必要之惡」，但「權力」又何嘗不是呢？那麼對於「權力」這個「必要之惡」，我們該怎麼辦呢？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英國近代思想家阿克頓有句名言：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任何有權力的人，都會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個經驗；有權力的人們會使用權力，一直到有邊界的地方為止。
這讓我想起了來自習近平的一句話：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2013年4月1日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與領導幹部談權力監督與制約》一書中提到：
2013年1月22日，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力，任何人行使權力都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並自覺接受人民監督。
把權力關進籠子之後呢？
2015年09月07日，內蒙古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籠子論：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文中指出：
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以後，還要解決一個誰來監督權力、看管籠子的問題，這個可以形象地比喻為「鑰匙歸誰管」。
之所以需要這麼一個「管鑰匙」的角色，一來防止籠中的權力自己跑出來，二來防止外面的人把籠中的權力放出來。
在權力監督這個問題上，歷來就有「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困境。
所以，要想管住權力、看好籠子，最好還是把「鑰匙」交給群眾來管，充分發揮群眾監督權力的優勢，充分釋放群眾監督以及輿論監督的威力；讓籠子裡的權力不敢出來、甚至出不來，讓籠子外的人不敢、也不能放權力出來。
從以上的段落中可以看出，即使在一黨專政的中國，大眾也認為「權力」是需要管制和監督的。
他們認為最可靠的管制措施（籠子）就是「制度」，而最好的監督機制（鑰匙）就是人民群眾（輿論）；但事實上，現今的籠子和鑰匙都在「黨」的手裡。
革命時期政黨架構與手段
那麼這其中又出了什麼問題，導致思想與行為分歧，宛如精神分裂、雙重人格的結果？
這種「民主集權」的理念，和「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架構，都是為了能夠有效而成功的革命、奪權而產生的。關於這一點，讓我在這裡做進一步說明。
要理解「列寧式政黨」，就要從「布爾什維克」說起。
根據Wikipedia的說明，「布爾什維克」在俄語中意為「多數派」，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一個派別。布爾什維克派的領袖人物列寧認為，社會民主工黨應該建立一個以少數「職業革命家」為核心、多數黨員對其「絕對服從」的組織模式，也就是民主集中制。
1903年在布魯塞爾和倫敦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派與黨內的另一派孟什維克因意見不合，最終分道揚鑣；在《火星報》編輯部領導層選舉時，由於布爾什維克人數多於對方，因此以俄語「多數派」得名。
能夠以少勝多，完成十月革命，最後以暴力奪取俄國政權，正是得益於這個政黨「絕對服從」的組織模式。
建國大綱的三個階段
自古改朝換代，都必須經過「打天下」和「治天下」這兩個階段。國父孫中山先生深刻瞭解這個道理，因此他在打完天下之後，於1924年手書全文僅25條、一般簡稱為「建國大綱」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將建設國家的程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
他認為，民國從1911年成立以後，內戰不斷、沒有統一的政府、無法順利推行政策，所以必須先用武力追求統一。這一段時期稱為「軍政時期」，實行期間從1917年成立廣州軍政府起，到1928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為止。
第二階段是「訓政時期」，實行時間從1928年至1947年為止。在這段時期之中，由執政的國民黨「以黨治國」，訓練人民施行憲政；至全國有半數省份實施民選時，才正式結束訓政、開始實施憲政。
最後一個階段是「憲政時期」；實行時間理論上是從1947年12月25日施行中華民國憲法開始至今。
但當時的國民政府因為中共「武裝叛亂」，於1948年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次年在台灣實施「戒嚴令」; 直到1987年蔣經國總統宣佈解除後者，尤其是在1991年李登輝總統宣佈廢止前者，才正式開始實質上的憲政時期。
在君主專制時代，想要改朝換代就必須「打天下」、需要成立革命黨組織，在過程中犧牲無數人生命，來以暴力奪權。
歷史證明，在「搞革命」、「打天下」的階段中，「列寧式政黨」是時最有效的組織架構，「民主集中制」是最有效的領導方式。
而所謂「打天下」時期，也就是建國大綱中的「軍政時期」。
等進入了「治天下」時期，分訓政和憲政兩步走，訓政時期的主角就要由「政黨」換為「政府」。到了憲政階段，政黨就應該退出政治舞台，華麗轉身成為「智庫」和「選舉機器」，為國獻策與舉才。
權力作祟，政治倒退
「民主集中制」和「列寧式政黨」最大的優勢就在於「集權」，但最大的劣勢也在於「集權」，端看國家處於什麼階段；集權在軍政時期是優勢，但在憲政時期則是劣勢。
打天下時需要英雄，這時以「人治」為主；治天下時則需要制度，這時就應該以「法治」為主。
只是政治的宿命離不開人性，一旦權力在手，就不願再放棄。於是中國大陸在共產黨統治之後的另一次「訓政階段」中，就創造了極為荒謬的黨政雙體制，而且黨意也凌駕於政府和民意之上。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憲法？有沒有進入憲政階段？
當然有憲法，但共產黨在取得天下之後，其實也並沒有真正進入訓政，更遑論憲政階段了。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為了繼續掌握「權力」，只好一直尋找和創造敵對勢力、繼續革命作戰，為一黨專政的合法性找理由。
好不容易等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民主憲政露出了一線曙光；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時代奉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迎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習近平上台之後，藉著「反貪腐」來清除異己、穩固地位，在各方面都更進一步加強了「黨」的領導地位。
2014年 10月中共召開18屆四中全會，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明確指出，「各政黨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但其中又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保證，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簡單的說，就是「憲法和司法要服從黨的領導」。
於是共產黨組織就如附骨之俎，永遠附著在政府和憲法之中、而且凌駕於政府和憲法之上。就是因為共產黨要把持「權力」，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雖有憲法，但卻無法真正進入憲政階段。
因為「一黨專政」體制的關係，這些「正確想法」淪為「錯誤做法」的藉口；而這也證明了我的說法：
權力永遠會為賦予、產生它的組織或團體服務。
制度和彈性
接著讓我們從企業角度，來審視一下「權力」的「籠子」和「鑰匙」是什麼。
如果想要用「規章制度」來管制權力的話，大概只能做到符合「80/20定律」的程度；也就是說，白紙黑字寫明的只能涵括20%的場景，但是這20%的場景可能有80%出現的機率。
這也是我在上篇文章中指出的一件事： 在台灣，每個立法的最後一定有「但書」；只要「法」中沒有提到的細項，都會賦予主管機關「行政裁量權」。
而這個「行政裁量權」，就是「彈性」。
如果權力都可以用規章制度來規範與管制的話，那麼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不需要大批的管理者，只要AI機器人就可以完美取代了。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場景是動態的，而且千變萬化；需要考慮的因素不僅是「法」的問題。只要牽涉到人和人性，就必須考慮到「情、理、法」三者。
因此，我又發現一個常數定律：
權力 = 制度 + 彈性 = 常數
在企業裡，管理者的最大挑戰，就是在「制度」與「彈性」之間找到平衡點，使得組織賦予的權力得到最佳回報，也就是「常數的極大化」。
組織是由「人」所組成的，權力也是掌握在「人」的手中；如果企圖只以「規章制度」來管制權力，只能解決部分問題。
「彈性」則必須依靠每個管理者心中的「一把尺」，而這把尺就是企業的價值觀。當企業信仰「共同價值觀」的人員越多，企業的文化就越強大，組織中的權力才能受到價值觀的管制與監督。
簡單的說：
「價值觀」才是權力的籠子。
結語
權力是「必要之惡」，必須把它關在籠子裡；但只要權力掌握在人的手裡，這個籠子就不可能只是制度，因為制度無法控制人性。
而組織運作也不可能沒有彈性；這個彈性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端看手握權力的這個人心中一把尺，而這把尺，就是他的價值觀。
一個企業、甚至於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只因為企業在營收獲利上、或是國家的經濟武力上有多強大，而是因為他們能夠堅定不移、絕不妥協的捍衛核心價值觀。
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把「必要之惡」的權力關進價值觀的籠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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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和兩個小孩過了一個忙亂的元旦。在深夜時刻，看到朋友傳來的解籤網站，興致勃勃熬夜體驗了一下，覺得非常好玩，或許有人玩過了，但還是想寫上來分享紀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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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包含敏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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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政治制度都是權力的展現與實體化。」──漢娜‧鄂蘭（已故）。路克斯的《權力：基進觀點》在 197
撒母耳記中展示了由於權力所帶來的腐蝕，使得政治領袖們失去原本的理想和抱負，而被迫為了維護權力而採取不道德的行為。這種問題不僅出現在政治領袖間，也在教會和其他組織中有所體現。因此，撒母耳記提醒我們需要對擁有權力的人保持警惕，並持續關注他們的行為。
「權威原理」是影響力的第五大武器，人們傾向於相信和服從權威的意見或指示。益處包括從權威人士那裡獲得實際好處和訊息，但也存在潛在風險，如盲從導致的誤判。史丹福監獄實驗展示了權勢對人行為的影響，強調了社會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善用「借權威」的能力尤為重要，尤其在健康議題等關鍵決策時，請多方求證以避免誤判。
可能包含敏感內容
寡頭統治的鐵律，是德國社會學學者羅伯特·米契爾斯針對政黨等政治組織進行研究後，所歸納出之現象。該現象是政黨和其他大型政治集團總是形成官僚化組織，其領導人發展成為寡頭權力精英。
核心論點
政治組織的形成和發展是民主的自我毀滅因素，並使其成為寡頭政治：「組織機制顛倒了領導者與群眾的關係。
『自由的界限，應當是他人的自由開始之處。』～ 約翰·斯圖亞特·米爾
米爾是在其的名著《自由論》（On Liberty, 1859）一書中詳細闡述了“害人原則（Harm Principle）”。其核心思想是，個人的自由只有在其行為對他人造成實質性害處時才可受到社會的限制。
14.〈政治的弔詭〉
政治在人類存在扮演何種角色？權力之於歷史是何種關係？呂格爾認為，權力可以說沒有歷史，權力的歷史重複其自身、標誌時代；權力的歷史即是政權不斷更迭的歷史。國家由人組成，同樣有善有惡，善的部分即國家政治的理想與目的，其目的應連結於哲學本身的根本意圖、連結於善與幸福，
政治的核心是制衡(check and balance)
麥迪遜叔叔(James Madison)在聯邦論中說過:
「人類的野心只能靠野心制衡」
一個好的政治制度不是燒香拜佛期望聖人降臨
而是本身就存在互相約束的機制
台灣「類」總統制的最大bug是「權責不相稱」
總統有權無責，可以決定
人民自決徵得同意
人們不喜歡失去權力。即使在最先進的民主國家，政府有時也會試圖避免失去治理權。另一方面，獨裁政權經常剝奪多數人的自由，任意行使權力，並殘酷地維持自己的權力。
政府中根深蒂固的腐敗，包括王室成員奢侈浪費的生活方式、濫用國家資源以及其他形式的腐敗和鋪張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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