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是「必要之惡」，必須關在籠子裡；但只要權力掌握在人的手裡，這個籠子就不可能只是制度，因為制度無法控制人性。組織運作的彈性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端看手握權力的人心中一把尺，而這把尺，就是價值觀。
前一篇文章〈權力與人性的「常數關係」〉討論的重點是「權力」，這一篇讓我們繼續來深入觀察。
無怪乎有人說，「權力是男人的春藥」；其實無關性別，權力確實會扭曲人性、腐蝕人心。
然而，要維持一個企業或是政府，必須有組織架構才能運作，而組織架構的背後就是權力；如果組織的價值觀與文化強大、人的素養高尚，那麼權力就只會是個工具而已。如果組織空有架構與權力，那麼原本悄然不安的「人性」就會趁機出現，成為權力運作背後的指導因素。
在前文中，我們藉由幾個真實故事，來挖掘出組織中幾個容易被忽略、或是被蒙蔽的怪現象；而不明就裡的人或許會認為，某些人握有「權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殊不知背後其實都是「人性」在作怪。
必要之惡
英語中有個很難翻譯的俗語，叫做「necessary evil」，表面意思是「必要的邪惡」、或是「必須存在的邪惡」，這裡就姑且稱它為「必要之惡」。
它可以是一種東西、人、或是事；它本身就是邪惡的，但是又是必須存在。
前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說得好：
War may sometimes be a necessary evil. But no matter how necessary, it is always an evil, never a good.
（戰爭有時是必要之惡，但無論有多必要，它仍然是惡的，永遠不會變成善的。）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為了維持社群的穩定，就必須有組織架構來規範、管理群居行為，因此產生了政府、企業等等不同類型的組織架構。
權力之於組織架構，就如同動力之於機器設備，沒有它就無法運作；也就是說，對於人類社會的穩定發展，權力仍然是必須存在的。
但大部分的人一旦「權力」在手，就會膨脹自我、為一己之私而濫用權力。
回顧人類的歷史，多少次邪惡的事、或是人為災難發生，導致生靈塗炭，都是由手中握有權力的人造成的？
在大部分美國人的心目中，「政府」就是一個「必要之惡」；所以在很多好萊塢的大片裡頭，真正的壞人都是政府。
沒有政府，社會一定陷入混亂，但權力太大的政府又容易幹壞事。
因此美國在1791年通過的「憲法第二修正案」中，賦予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以防政府藉由不對等的「權力」，來欺壓或侵犯公民應有的「權利」。
但是，在美國氾濫的槍枝又衍生了無數問題；特別是最近幾年發生了多次校園或公共場所槍擊案，造成了許多人死亡。
槍枝宛然又是另一個「必要之惡」，但「權力」又何嘗不是呢？那麼對於「權力」這個「必要之惡」，我們該怎麼辦呢？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英國近代思想家阿克頓有句名言：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任何有權力的人，都會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個經驗；有權力的人們會使用權力，一直到有邊界的地方為止。
這讓我想起了來自習近平的一句話：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2013年4月1日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與領導幹部談權力監督與制約》一書中提到：
2013年1月22日，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力，任何人行使權力都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並自覺接受人民監督。
把權力關進籠子之後呢？
2015年09月07日，內蒙古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籠子論：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文中指出：
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以後，還要解決一個誰來監督權力、看管籠子的問題，這個可以形象地比喻為「鑰匙歸誰管」。
之所以需要這麼一個「管鑰匙」的角色，一來防止籠中的權力自己跑出來，二來防止外面的人把籠中的權力放出來。
在權力監督這個問題上，歷來就有「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困境。
所以，要想管住權力、看好籠子，最好還是把「鑰匙」交給群眾來管，充分發揮群眾監督權力的優勢，充分釋放群眾監督以及輿論監督的威力；讓籠子裡的權力不敢出來、甚至出不來，讓籠子外的人不敢、也不能放權力出來。
從以上的段落中可以看出，即使在一黨專政的中國，大眾也認為「權力」是需要管制和監督的。
他們認為最可靠的管制措施（籠子）就是「制度」，而最好的監督機制（鑰匙）就是人民群眾（輿論）；但事實上，現今的籠子和鑰匙都在「黨」的手裡。
革命時期政黨架構與手段
那麼這其中又出了什麼問題，導致思想與行為分歧，宛如精神分裂、雙重人格的結果？
我於2019年8月30日在本站發表的〈政黨也需要創新〉一文中提到，共產黨、國民黨、甚至民進黨，都在政黨理念上實施了所謂「民主集權制」，組織架構上則都參照了所謂「列寧式政黨」的型態。
這種「民主集權」的理念，和「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架構，都是為了能夠有效而成功的革命、奪權而產生的。關於這一點，讓我在這裡做進一步說明。
要理解「列寧式政黨」，就要從「布爾什維克」說起。
根據Wikipedia的說明，「布爾什維克」在俄語中意為「多數派」，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一個派別。布爾什維克派的領袖人物列寧認為，社會民主工黨應該建立一個以少數「職業革命家」為核心、多數黨員對其「絕對服從」的組織模式，也就是民主集中制。
1903年在布魯塞爾和倫敦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派與黨內的另一派孟什維克因意見不合，最終分道揚鑣；在《火星報》編輯部領導層選舉時，由於布爾什維克人數多於對方，因此以俄語「多數派」得名。
1917年，布爾什維克藉由十月革命，以暴力奪取了俄國政權，成為日後的蘇聯共產黨。雖然布爾什維克的意思是「多數派」，但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當中一直是少數。
能夠以少勝多，完成十月革命，最後以暴力奪取俄國政權，正是得益於這個政黨「絕對服從」的組織模式。
建國大綱的三個階段
自古改朝換代，都必須經過「打天下」和「治天下」這兩個階段。國父孫中山先生深刻瞭解這個道理，因此他在打完天下之後，於1924年手書全文僅25條、一般簡稱為「建國大綱」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將建設國家的程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
他認為，民國從1911年成立以後，內戰不斷、沒有統一的政府、無法順利推行政策，所以必須先用武力追求統一。這一段時期稱為「軍政時期」，實行期間從1917年成立廣州軍政府起，到1928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為止。
第二階段是「訓政時期」，實行時間從1928年至1947年為止。在這段時期之中，由執政的國民黨「以黨治國」，訓練人民施行憲政；至全國有半數省份實施民選時，才正式結束訓政、開始實施憲政。
最後一個階段是「憲政時期」；實行時間理論上是從1947年12月25日施行中華民國憲法開始至今。
但當時的國民政府因為中共「武裝叛亂」，於1948年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次年在台灣實施「戒嚴令」; 直到1987年蔣經國總統宣佈解除後者，尤其是在1991年李登輝總統宣佈廢止前者，才正式開始實質上的憲政時期。
在君主專制時代，想要改朝換代就必須「打天下」、需要成立革命黨組織，在過程中犧牲無數人生命，來以暴力奪權。
歷史證明，在「搞革命」、「打天下」的階段中，「列寧式政黨」是時最有效的組織架構，「民主集中制」是最有效的領導方式。
而所謂「打天下」時期，也就是建國大綱中的「軍政時期」。
等進入了「治天下」時期，分訓政和憲政兩步走，訓政時期的主角就要由「政黨」換為「政府」。到了憲政階段，政黨就應該退出政治舞台，華麗轉身成為「智庫」和「選舉機器」，為國獻策與舉才。
權力作祟，政治倒退
「民主集中制」和「列寧式政黨」最大的優勢就在於「集權」，但最大的劣勢也在於「集權」，端看國家處於什麼階段；集權在軍政時期是優勢，但在憲政時期則是劣勢。
打天下時需要英雄，這時以「人治」為主；治天下時則需要制度，這時就應該以「法治」為主。
只是政治的宿命離不開人性，一旦權力在手，就不願再放棄。於是中國大陸在共產黨統治之後的另一次「訓政階段」中，就創造了極為荒謬的黨政雙體制，而且黨意也凌駕於政府和民意之上。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憲法？有沒有進入憲政階段？
當然有憲法，但共產黨在取得天下之後，其實也並沒有真正進入訓政，更遑論憲政階段了。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為了繼續掌握「權力」，只好一直尋找和創造敵對勢力、繼續革命作戰，為一黨專政的合法性找理由。
1949年建國以後，接著就是「大躍進」、「三反五反」、「大煉鋼」、「文化大革命」，其間也參與了韓戰，並發動了對越南、印度的「懲罰性戰爭」。總之，共產黨需要、事實上也不缺敵人。
好不容易等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民主憲政露出了一線曙光；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時代奉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迎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習近平上台之後，藉著「反貪腐」來清除異己、穩固地位，在各方面都更進一步加強了「黨」的領導地位。
2014年 10月中共召開18屆四中全會，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明確指出，「各政黨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但其中又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保證，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簡單的說，就是「憲法和司法要服從黨的領導」。
於是共產黨組織就如附骨之俎，永遠附著在政府和憲法之中、而且凌駕於政府和憲法之上。就是因為共產黨要把持「權力」，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雖有憲法，但卻無法真正進入憲政階段。
因為「一黨專政」體制的關係，這些「正確想法」淪為「錯誤做法」的藉口；而這也證明了我的說法：
權力永遠會為賦予、產生它的組織或團體服務。
制度和彈性
接著讓我們從企業角度，來審視一下「權力」的「籠子」和「鑰匙」是什麼。
如果想要用「規章制度」來管制權力的話，大概只能做到符合「80/20定律」的程度；也就是說，白紙黑字寫明的只能涵括20%的場景，但是這20%的場景可能有80%出現的機率。
這也是我在上篇文章中指出的一件事： 在台灣，每個立法的最後一定有「但書」；只要「法」中沒有提到的細項，都會賦予主管機關「行政裁量權」。
而這個「行政裁量權」，就是「彈性」。
如果權力都可以用規章制度來規範與管制的話，那麼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不需要大批的管理者，只要AI機器人就可以完美取代了。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場景是動態的，而且千變萬化；需要考慮的因素不僅是「法」的問題。只要牽涉到人和人性，就必須考慮到「情、理、法」三者。
因此，我又發現一個常數定律：
權力 = 制度 + 彈性 = 常數
在企業裡，管理者的最大挑戰，就是在「制度」與「彈性」之間找到平衡點，使得組織賦予的權力得到最佳回報，也就是「常數的極大化」。
組織是由「人」所組成的，權力也是掌握在「人」的手中；如果企圖只以「規章制度」來管制權力，只能解決部分問題。
「彈性」則必須依靠每個管理者心中的「一把尺」，而這把尺就是企業的價值觀。當企業信仰「共同價值觀」的人員越多，企業的文化就越強大，組織中的權力才能受到價值觀的管制與監督。
簡單的說：
「價值觀」才是權力的籠子。
結語
權力是「必要之惡」，必須把它關在籠子裡；但只要權力掌握在人的手裡，這個籠子就不可能只是制度，因為制度無法控制人性。
而組織運作也不可能沒有彈性；這個彈性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端看手握權力的這個人心中一把尺，而這把尺，就是他的價值觀。
一個企業、甚至於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只因為企業在營收獲利上、或是國家的經濟武力上有多強大，而是因為他們能夠堅定不移、絕不妥協的捍衛核心價值觀。
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把「必要之惡」的權力關進價值觀的籠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