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集 阿姨脑洞学，阿姨肆意给华人思想界捣乱，翻脸左派变右派，右派变左派。

第28集 阿姨脑洞学，阿姨肆意给华人思想界捣乱，翻脸左派变右派，右派变左派。华人群氓的屁股与脑袋是直接相关的，把对专制的愤怒投射到美国白左身上，是一切loser的爱好，美国白左不是靠作秀立足，而华人废右却已沦落为政治信用市场的破落户

阿姨脑洞学，阿姨肆意给华人思想界捣乱，翻脸左派变右派，右派变左派，以骂白左为乐的华人群氓智障

阿姨脑洞学，阿姨肆意给华人思想界捣乱，翻脸左派变右派，右派变左派。华人群氓的屁股与脑袋是直接相关的，把对专制的愤怒投射到美国白左身上，是一切loser的爱好，美国白左不是靠作秀立足，而华人废右却已沦落为政治信用市场的破落户。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上，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左派与右派的永无休止的斗争，那么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左派，夷学的理论说，左右就是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划分边界，在两个或多个政治共同体之间，只有敌我之分，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在自己人内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才有左派与右派问题，这样看来，海外华人群氓，因为他们只有一张嘴，仅凭一张嘴讨生活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是没有可能反共的，他们是典型的loser，他们因为反共不成，进而恼羞成怒，把对赤匪的愤怒，全部转嫁到美国白左身上，这是海外华人在中共教育背景下的病态心理投射，只能起到一点泄愤的作用，而且还会带害良家少年，因此，有必要用夷学理论拨乱反正一下，我要说一句得罪何清涟们的话，从政治学理论看，毛泽东搞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其实是没有错的，毛是分得清敌我的人，所以毛是真正的政治动物，而被毛迫害的黑五类，分不清敌我，所以他们活该被杀被迫害，你们没有什么可喊冤的。

政治就是划清边界，什么叫划清边界？就是谁是我、谁是敌、谁是友，任何成功的政治集团，都是在稳定自己人的基本盘、争取尽可能多的友人和打击敌人这三件事情上做得很成功，如果你连敌我友都分不清楚，像蒋介石那样损害自己的基本盘去成全了敌人的基本盘，那你是注定要灭亡的，如果你竟然运用了对自己不适合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在实际利益结构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你不懂得调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那你就像蒋介石一样，你是活该灭亡的，这就是意识形态制造方面的根本问题，任何意识形态根本的作用就是塑造共同体的边界，而且要把自己人说得无比高大全、好得不能再好，不属我们自己的人说得坏得不能再坏，任何意识形态，剥光了它的伪装和它的故事性成分以后，核心目的总是这个，高明的意识形态分析家就要直指人心，撇开那些枝节的东西，任何意识形态，你都要搞清楚，它的目的是要谁好还是要谁死，要谁好的那些自己人和要谁死的那些不是自己人的边界在哪里，就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一切政治最关键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毛泽东本人其实虽然出身很差行为很坏，但是跟骂他是sb的自由主义者不一样，我得承认他是有一定的天才的，否则他不可能以极低的出身上台的，而且他肯定没有读过施密特的书，照他的外文水平，连马克思的书他都读不下来，但是他说的这些话实际上就是施密特说的话，这句话是符合西方自古希腊、到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一直到近代施密特以来欧洲大陆一系政治学的根本观点。

为什么现在左派在政治舞台上大行其道，包括美国，夷学的解释是，我们要注意，冷战并不一定是苏联倒台，形式上看是苏联倒台和社会主义失败了，实际上它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成熟的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共识政治整体性的崩溃，等于说是，苏联的水位比西方低一些，按照我的术语来说是相对的洼地和高地，洪水涨上来以后先把洼地淹了，于是体现为苏联的倒台；高地暂时没有被淹，于是高地上的人就宣布我们胜利了，实际上他们虽然没有被水淹，但是鞋里已经感到湿了，都是这个样子的。

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包括大学扩招这些制度，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社会民主党的入阁，共识政治的产生，其实都是跟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权是同一类型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把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杀光了，而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结盟来镇压布尔什维克，这就是西方的水位比布尔什维克高，但是按十九世纪的规矩，社会民主党都是根本没有资格入阁的，社会民主党在西方入阁和布尔什维克在东方执政都是同一股洪水在不同地方的体现，只是在高地和低地反应不同。

然后1989年以后的发展使这个洪水的潮流退了下去，于是在东方就体现为苏联的整个崩溃；而在西方，尽管是由资产阶级党派和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但是在精神上和制度上体现了十九世纪社会民主党主要理想的福利国家和共识政治的整个体制陷入僵化和瘫痪之中，虽然像默克尔这样的理论上的右翼政党不是社会主义党派，但他们执行的是共识政治的路线，而这个政治路线本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因此他们体现的瘫痪并不是右派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党派的瘫痪，而是社会民主党整个共识政治体制的瘫痪，换上社会民主党或者工党过来，一样的，而且只会更加严重，换上接受共识政治的资产阶级党派上来，同样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一个僵化的局面，说明欧美福利制度的负担，导致了政治体制的瘫痪，除非摧毁共识政治本身，是无法解决的，但是又没有人愿意摧毁共识政治本身，这是一个僵局，按照历史上的一般先例，僵局所导致的瘫痪，得到利益的总是根本不在传统博弈当中的第三方，传统方面的博弈都是谁也动不得，而不在这个格局之内的其他方面根本不受原有游戏规则的约束，我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然而然就会吸收资源，在体制之外而不是体制之内成长起来，当然，你要想整个推倒体制重来，成本是很高的，麻烦是很大的，这就是说，凡是拥有既得利益的各方在这场游戏中都是输家，因为你很难牺牲原有的既得利益去另起炉灶；而原来没有既得利益的人，因为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原来相互之间咬在一起的各方谁都不能抽出手来对付你，所以在这个局面之下你必定会长大，这就出现了一个体制性瘫痪的问题，在体制性瘫痪的情况下，得到好处的人就是体制外的人，这就像是，现代的哺乳动物不是爬行动物当中任何一支的后代，而是在爬行动物全部灭亡以后，在当初被爬行动物挤到边缘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动物的后裔发展起来的，未来的继承者和长大的力量必然是这些小动物。

所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人家自己人的家务事，与外人无关，如果你是外人，你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你只有以新生势力的策略来应对。

什么叫做新生势力？新生势力就是没有既得利益，没有既得利益就是说，它在政治上没有原则性，政治上的原则性是依靠既得利益来维持的，如果你背叛了既得利益，就像一个六十岁的老女人突然出轨一样，她把她原先的丈夫、儿子和财产都抛弃了，这个损失太大；但是如果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还没有结婚，她随便甩几个男朋友算什么事呢？新生的政治力量就像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它随时改变路线，你拿它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说大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显得很有原则性，那是因为它家大业大，改变它原有的政策对于它在印度、马来和全世界各地的藩属来说是个不可接受的事情；而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机会主义性格要强得多，就是因为他们是新生势力，他们随时可以面不改色地由反共产国际变成德苏结盟，面不改色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新生势力都是这样的，从利益方面是这样，从性格方面也是这样。

政治体是一个复杂的丛体，各种符号和标签之间总是存在着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张力，例如，假定今天的一个另类右翼，就是我现在正在开发的这些另类右翼，他跳出来说是美国或者欧洲各国的传统党派都不是真右翼，或者如何如何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因为他们如此地绥靖，如此地不重视武德，如此地搞社会福利，如此地宽容伊斯兰教徒，那么我就有一个合理地预言，这个人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皈依伊斯兰教变成穆斯林，因为他不可避免地在有朝一日发现，最符合他这种标准的恰好就是某些（不是全部）伊斯兰教派，这些伊斯兰教派不像现在的主流基督教派那样强调爱与和平，而是面不改色地会诉诸武力，这些伊斯兰教派在福利国家当中没有既得利益，他们不养懒人，除了给圣战者的福利以外，他们没有给一般人的福利，他们做事像另类右翼崇拜的以色列那样干净爽脆，符合他们的价值标准，这种事情完全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极端的两翼之间往往暗地里有相通之处，甚至他们在自己起家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种极端化的跳跃是很容易产生的，但是没有办法，假如你自己就处在这种状态下，你确实是没有办法判断。

所谓极端的意思就是体制外的意思，从共识政治的角度来讲，所有不能被体制收纳的势力全都是极端势力，因为他们必然是建立在破坏共识的某一部分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像现在的欧洲或者说像现在的自古以来就像跟屁虫一样以追随西方为己任的所有汉语的舆论界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来说的话，我让你负责回答一下伊斯兰教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我敢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出来，我如果要给他们捣乱的话，我可以面不改色地在五分钟之内证明伊斯兰教是右派，然后再用五分钟时间证明伊斯兰教是左派，无论他们怎么做，我都能使他们无法立足，当然这是一个很无聊的小把戏，它只是政治的表层，不是政治的实质，我现在对这一套舆论导向已经不感兴趣了，但是说老实话，从技术上讲这是一点都不困难的，这一点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伊斯兰教不在原有的共识政治的体系之内，所以，它的各个特征，你按照原先共同体内部衡量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来看是完全失灵的。

顺便说一句，布尔什维克也是，布尔什维克在刚刚起家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判断它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按照十九世纪的左派标准来看的话，它似乎很像是右派，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被普遍认为是属左派标准的计划经济体制按照1914年的标准绝对是极右翼，是鲁登道夫他们搞的战时动员措施，传统的第二国际的左派是最痛恨这种东西的，他们没有料到列宁来了一个急转弯，以极左派拿起了极右派发明的这套工具，然后他们就不知道该承认列宁还是不承认列宁，不承认列宁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站得住的，但是左派长期失势，好不容易有一拨人掌握了政权，如果连他也打掉的话，那么左派好像没有拿得出去的人了，于是就有一派人主张，无论如何他还是我们左派；另一派人就主张，这种人比右派还要糟糕，这两派的分裂从普列汉诺夫和罗莎·卢森堡时代开始横贯了一百多年，尽管苏联已经死了，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伊斯兰教也好，其他的什么体制外势力也好，也都面临着布尔什维克在1919年的同样问题：你不知道它是左派还是右派，它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因为左派和右派都是对共同体内部有一定既得利益的人来说的，超出这个范围无所谓左派还是右派，它根本就在你的光谱之外，在原有的体制僵化但是无法垮台的情况之下，体制外势力就像是蘑菇一样四处生长，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旧体制会一点一点衰落，但是在它越过那个临界点以前它是不可能倒台的，而且它有可能真的不倒台，它可能被体制外力量接一个输液管输液，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像神圣罗马帝国那样，以一个痕迹器官的形式长期存在，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周期无论如何是大大超出了一个人的生命所能容许的长度，对于人生决策来说它是毫无意义的，你只能说，你现在正处在一个体制衰弱、虚位化的时代，你在体制外另立江山是大有前途的，但是你也可能全军覆没。

按照这个推理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怎样一种人，决定了你要做什么事情，很多人不太极端，不太极端的人一般是血气不太旺盛的那种人，他没有什么极其强烈的“我非要不可”的东西，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这种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随波逐流的，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他就被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观点带着走了，在目前这样的时代他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就会变成日本所谓的宅男社畜，然后自动从社会边缘一点一点淘汰和消失掉，血气旺盛和欲望强烈的人在主流存在的情况下可能被主流带着走，但在主流不存在的时候他必然会重新审视和发现自己，重新发现我是谁，然后他会开创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这一点你事先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判断这件事情就像是判断你精液里面的精子有哪些是不能生育的精子、有哪些是可以生育的精子一样无法判断，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像是工蜂和假精子一样，他们不会有后代，他们起的就是工蜂的作用；只有极少数人才起的是蜂王的作用，未来的大多数都是这极少数人的后代。但是，你是哪种人，这就只有在演化论所谓的间歇平衡 — — 那个长期平衡和短期间歇的间歇段才能够甄别出来，间歇时间段就是灭绝时间段，大多数品种在这个时间灭绝，能够有后代的少数品种在这个时间繁衍出极大量的品种，那么你是哪种人呢？你不知道，你将来会知道，等你做出来以后你就会知道，等你知道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做出来了，在你没有做出来以前，你不知道，这个仍然像是上床以前你不知道你会不会硬起来一样，等你知道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必要知道了，在你有必要知道的时候你不可能知道，别人也没法告诉你，所以你就去碰吧，除此之外，根据历史经验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用夷学的理论来排列歧视链的话，上等人是欧美人，次等人是民族国家内部人，下等人是民族国家构建失败的伪国家，列如中国，下下等人是面包虫搭便车群体，就是海外华人群氓，沦陷区是在水位线之下，不计入在内。

海外华人群氓，之所以每天以骂美国白左为乐，是因为他们，第一，他们不是美国内部人，虽然他们一天到晚叫喊，我是美国人，第二他们连边缘人的地位都混不上，比黑人墨西哥和穆斯林的地位都不如，第三，他们就是一帮免费搭车面包虫，面包虫是干什么的尼，白左又坏又愚蠢，我是专政受害者，我最高尚，至于他是不是高尚或者什么的，那是无法核实的，而且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人多半是表演艺术家，他不是真正的高尚，或者真正有任何政治理念，无产阶级是没有任何政治理念的，而中国人原则上全是无产阶级，包括华人舆论领袖，都是无产阶级，他跟以前资产阶级社会的地主资本家不是一回事。

阿姨说，我闭上眼睛也能猜出他们的实际状况是什么，十成中间有七成，他们是没有什么能力管什么事情的，因为没有什么能力管什么事情，所以反过来把自己的没有能力粉饰成为，我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我见识高明，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不屑，这就是葡萄树上酸葡萄的那种逻辑，是知识分子最喜欢干的事情，但是神学家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往这个方向走是很自然的，他反过来说，别人干了这些事情反而是他们干的不对，没有我这个什么也不干的人高明，而且这样一来我给别人造成一种印象：其实我不是没有本事，我是出于原则而不干的，这跟我没有本事是完全两码事，我没有本事是让人瞧不起的，但是现在我说了，我是出于原则才不干的，所以我比这些干的人还要高明一点，所以，上智与下愚往往是表现形式相同的，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因此你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信念，你实际上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你嘴上说的，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