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在政治上往往假設領土內的公民屬於個人、同質且平等的存在，但在實際的政治場域中權力的分布經常是由國家組成以前便已存在的權力分布來決定的，其中又以族群間的權力差異最為明顯。族群在理解上可以用血緣氏族、階級或語言文化習性來進行分類的群體，在民族國家出現以前，族群可以說是個人生活中最基本、也最安全的單位，每個人也都將自己的族群視為世界的中心。直到民族國家出現以後，族群成了被致力於消除的對象，透過消彌族群間的差異，達到國土內對單一國族的均質化認同。然而，消彌族群差異的政治實作必須要建立一個單一、本質化的民族標竿，這個標竿的建立常常也是依造現實主義原則或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去做設定的。
以國民教育為例，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普遍建立的時代，教育的制定是透過握有政治權力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價值標準來設定的，即使是被認為具有文化多元精神的美國社會，在十九世紀末時也曾推行一套以白人新教-央格魯薩克遜種族為中心的國民歷史教育。然而美國所推動的國民教育也並不能夠真正消除領土內各族群間的巨大差異，至今仍可看到白人與黑人、都市與鄉村以及北方與南方等等在族群利益或價值觀層面的衝突不斷發生。
就台灣目前的族群政治來說，主要分為台語族群、客家族群、四九移民、原住民和新住民等五大族群。台語族群為目前人口的大宗，在反抗國民黨專政時期，也多半以台語文化意識形態做為號召，其後執政的民進黨繼承了此一反抗運動的意識形態，使得台語文化成為目前本土派政治的主流。而客家族群雖然在民進黨中也佔有第二多的人口，但與台語人口對比仍趨於弱勢的狀態。四九移民來自中國各省，理應要有更加多元的文化性格，卻因國民黨所灌輸的大中國意識形態以及威權侍從體制的規範下淪為認同結構最僵硬、最難以在後威權時代被撼動的族群，對他們來說國民黨的威權記憶是他們唯一能夠安然生存並作為一切價值判準的世界。原住民則因為政治參與人口稀少並且難以代表十幾個相異文化的部落，加上黨國時期對國民黨政治菁英的依賴，造成現今原住民政治菁英要不缺乏決策影響力或者選擇和國民黨菁英結盟。來自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也類似原住民難以整合的現象，加上多數移民不具有選舉參政權，所以還不能算是具有政治影響力的族群。從以上種種觀察可以知道，台語族群在目前的民族文化建立上占據的優越的位置，然而過去國民黨長期獨裁專政的結果，使得台灣社會仍是以中文和大中華主義為其基本的國家意識形態。面對國家轉型的困局，執政的民進黨只能在社會多元競逐的名義下溫和的推動以台灣族群為主的文化政策，並透過新的國民教育來動搖原先的社會基礎價值。畢竟，要在強調文化多元的時代建立具有單一性、特殊性的民族文化實屬困難，但族群間的權力差異與認同卻有可能會改變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族群政治仍是現實主義政治所必須考慮的一環，對菁英的相互制約性是存在的，並不只是單單一句「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就能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