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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疫情那麼危險，你還要去爽玩喔！不能先取消嗎？
雖然旅行不見得都等同「爽玩」，但是，如果有人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旅行計畫不變」，那就坐等被諸位獵巫魔人好好圍剿一番吧！
筆者曾經在「十九世紀旅行史講堂」的業配文中提到：
旅在疫病/戰爭蔓延時，在一百年前是常態，現今則為變態，當時很少有人在疫情/戰爭之際要出遠門，還被扣上「爽玩」帽子。藉著這次「戰爭主題策展」的徵文，剛好有機會來談談，當初我在文中留下的這段伏筆。
當國家或地方處於「平時」(peacetime)狀態，有利於發展觀光，招攬遊客，說穿了就是可以藉此賺你的觀光財；而當我們要前往某個目的地旅行，也會將當地的舒適、安全，或局勢穩定列入是否成行的條件。
反過來說，旅行目的地一旦進入「戰時」(wartime)狀態，代表的是潛在的旅行風險增大，你掏錢振興經濟給人賺觀光財，自己還要承擔生命危險。所以，這時候總是會有人出來勸告「旅行有的是機會，但命只有一條」。
如果用一張表格來呈現，現今大家對「平時」與「戰時」的旅行，大致上是這樣的認識：
人們認為平時適合旅行，戰爭則應該取消出行，畢竟誰都不想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對國家或旅遊業者來說，平時，意味著觀光財與經濟發展。以上述「平時」與「戰時」的二分法，來決定是否要踏上旅途，對我們而言再自然不過。只是，這種二分法的意識，被置入每個人的旅行生活中，其實是很晚近才有的事。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各種推廣旅遊發展的組織、團體，逐漸將你我的旅行活動與「和平」，論述為緊密相依的關係。例如隸屬聯合國的「世界觀光組織」(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TWO)，就不斷重申過類似的說法：
旅遊業不只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活動；也是發生在訪問者(visitors)與東道主(host)之間，每日數以百萬計的對話與互動。因為旅遊意味著交流思想和信念，因此它可以成為促進相互了解，寬容與和平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當戰後的世界各國，都朝著「促進相互了解，寬容與和平」，來作為發展自家旅遊業的有利方向，隨之潛移默化的影響普羅大眾的旅行活動，故我們不假思索的認為，要是人們在「平時」去旅行，那是天經地義，而如果無特殊原因，有人要在「戰時」去旅行，則可能會被認為，是吃飽太閒活膩了。
但是呢，在二戰之前，人們的旅行活動，以及旅遊業的發展，卻不是靠這套思維在運作的。
代表西方旅行文化傳統的「Travel」一詞，係源自中世紀的「Travail」，意味著旅途總是充滿跋涉、筋骨勞頓，而且大多可能有去無回。既然一場旅行充滿著有去無回的可能，不管「平時」與「戰時」都得用生命在旅行。因此，「承平時出門旅行，戰爭時避免出行」的想法，不會是中世紀旅人選擇衝一發與否的考量。
將時序更往前推移至19世紀，旅行指南書以「手冊」(Handbook)之名，開始被出版商刊行問世，時間點更早於庫克(Thomas Cook)創辦旅行社業務，並插足旅行指南的出版市場。當時歐洲的兩家大手旅行指南出版商，普魯士的Karl Baedeker與英國的John Murray，曾卯起來發行德語版或英語版的歐陸各地的旅行指南，並不斷更新再版。
只是，修但幾咧！如果你的歷史課還沒還給老師，對19世紀歐陸發生過的大小戰爭與革命不斷，應該會有印象。不過，即便歐陸的烽火此起彼落，並不影響兩家大手出版商持續更新手冊資訊，刊印歐陸各地最新版的指南書。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了旅行人口增多，特別是產業革命之後，逐漸富起來的新興中產階級，他們在旅途中對最新旅行資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呈顯了當時的旅人並沒有把「戰爭發生」與「避免出門」兩件事，擺在一起思考。
例如小說《科學怪人》(Frankenstein)的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y)，在拿破崙戰爭尚未落幕的1814年，與未來的的夫婿，也就是英國浪漫派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從巴黎出發，踏上前往瑞士的旅途，雖然她曾經被警告，中途若遇到不安好心眼的拿破崙軍隊，可能會發生很糟的事。
此外，寫作《小婦人》(Little Women)的美國女作家奧柯爾特(Louisa May Alcott)，也曾在1870年來到法國，當時還正值普法戰爭。可見就算是女性，也沒有因當時歐陸的戰火蔓延，而打消其旅行的意願。
總之，你們照樣戰爭，我們照樣旅行，指南書照樣賣得嚇嚇叫。
庫克的通濟隆旅行社在1840年代創立後，與交通、旅宿等業者合作，招攬團體套裝行程，帶領參團遊客從原本不列顛境內的鐵道旅行、海灘度假，玩到跨海參加巴黎世博、攀爬金字塔，或巴勒斯坦朝聖，甚至舉辦過222天的世界一周之旅，看在其他國家眼中，旅遊業逐漸被視為一項潛力無限的商機。
許多國家陸續成立政府層級的旅遊局處，以及類似通濟隆的企業，而各種經費來源挹注的旅遊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些單位試圖通過宣傳、異業合作，招攬外客或推展國旅。從通濟隆的發足，至二戰結束的1945年，全球旅遊業經歷了最初的一百年。這一百年間，無論是旅業發展或旅人的移動，並未與戰爭脫鉤，且與戰爭形影相隨。
例如鄰國日本的JTB，也就是「日本交通公社」，它在1912年，就以「ジャパン‧ツーリスト‧ビューロー」為名，在東京誕生，同年，JTB隨即在大連、朝鮮與台北成立支部。二戰前的JTB，如同日本帝國的旅業代言人，除了本土，JTB的分支機構，往往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展而開枝散葉。
滿州國之外，二戰時期日本所佔領的中國華北、華中地區，經過日方與親日政權，前腳初步整頓戰火導致的混亂與失序之後，JTB後腳就進來設立服務據點。1939年以降，北平、天津、張家口、大同、石家莊、青島、濟南、上海、南京、蘇杭等地，都有JTB開設的辦事處或支部。此外，來自官方、民團所挹注的觀光發展、宣傳經費，也在這一年達到百萬多日圓之數，創下新高。
日本將佔領區納入帝國的旅行圈，整頓交通工具、住宿，並投入發行旅遊指南、地圖、明信片等旅遊業務活動，向本土、滿鮮等帝國治下區域的人們，宣傳、介紹各處的名勝景點，當然也通過這樣的管道，向新的佔領區，宣傳帝國本土或滿鮮等地區的觀光。
當時多有日、滿、蒙、華各地區政要，與媒體記者、文人、學者等，無論是組成觀光團體或個人訪問，在「國策旅行」的設定之下，頻繁往來本土與大陸之間。
戰時日本帝國旅行圈內的人群移動、跨界，使前往本土遊覽的旅人們，接受都會繁華、市街井然、產業興盛、歷史名勝人文薈萃的洗禮；使前往外地訪問、視察的日本人，了解帝國支配、佔領地區的經營。藉由推展帝國圈的旅行，一方面振興戰爭時的景氣，另一方面，促進各區域之間的親善、融合，為各地人群置入高揚帝國意識的觀覽視線，從而建構大東亞共存共榮的認同與想像。
百年前戰爭下的旅行物語，跟活在現下的普羅大眾所想像的，其實很不一樣。當時的旅人或旅業，並不似現今，總以「平時」與「戰時」的二分法思維，來決定「出發」或「取消」。你的旅行當然可以因戰爭而中止，但我要在烽火漫天繼續我的行程，也實屬合理，如果小孩子才做選擇，那我也可以全都要！
而當時人們的旅行與各國的觀光建設，並未如同現今，被賦予了「促進和平」的價值觀。即便戰時對旅行多有管制措施，旅人的移動還是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例如日本在戰時對「不急不要」之旅的收束(雖然成效不彰)，但是對「國策旅行」則大開方便之門。
此外，戰爭也不盡然是旅行跟旅業的毒藥，反而可能是票房。1938年，日本宣布放棄兩年後舉辦東奧與世博，失去了招攬外客來日的商機，而在戰時的本土與東亞大陸所控制的地區之間，試圖建構起東亞共榮意識形態下的帝國觀光旅行圈，則適時成為日本帝國的旅業票房。
若以我們現今的和戰思維，來理解在過往戰爭之下的旅行史，將之視為「令人卻步」、「蕭條」或「停止發展」，似乎不是接近事實的認識。
所以，不要再相信沒有根據的說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