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牢籠》與《徘徊年代》：以不同路徑談論家國史

2021台北電影節頗具特色的國際新導演競賽，入選的兩部臺灣代表《綠色牢籠》與《徘徊年代》，雖說一為紀錄片、一為劇情片，卻不約而同涉及個人與國家歷史，兩部佳作非常適合對照閱讀，或許這也是台北電影節選片人的巧思？

《綠色牢籠》先以片頭字幕解釋在1886至1945年，幾批外地人到西表島上開採礦坑，殖民統治下的朝鮮人和臺灣人也曾被會社徵募，主角橋間良子是當地僅存的臺灣人，紀錄片便追隨著她一步步揭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徘徊年代》則是藉由鋪陳兩位新住民主角的際遇，展現不同年代下的新住民樣貌，再提煉並揭露片中小人物的動能與遭遇，其實與政治和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也就是說，《綠色牢籠》從大歷史轉向個人史、以個人（家族）史作為西表礦坑的案例，與《徘徊年代》從關注角色本身、以臺灣為載體淡化臺越國籍邊界、最終回應國家歷史的過程，兩部作品處理的國籍、歷史問題頗為相似，只是走的是相反路徑。

而《綠色牢籠》中的美國人路易斯放棄美籍來到西表島，後來「為了體驗真正的日本」移居日本本島，與橋間良子的遭遇恰成對比；橋間從來都沒得選，沒得選父母、沒得選丈夫、沒得選職業，她身上遺留最強烈的臺灣符號：口中的臺語，總是帶著日本語尾：だよ。橋間成為不了真正的日本人，也成為不了真正的臺灣人；再回到路易斯，他看似比過去的時代更有得選擇，但他並不執著成為哪一國人，只要有異國體驗的機會，他都想嘗試。

國家的邊界就這樣被消解了。畢竟在成為哪國人之前，我們先是做為一個人被生下來的。

如果說《綠色牢籠》是以大量西表島的景色還原和追尋歷史，《徘徊年代》鏡頭所停留的臺灣風景就是它消解國籍邊界的手法。在《徘徊年代》裡感受不太到新住民的「特殊性」，所有人物被自然地鑲嵌在片中臺灣每一個場域之中，不管嘴巴說的是華語、台語或越語，生存在這個島上的，都叫臺灣人。──這裡的臺灣人並非護照定義，而是基於人道與人情。

到頭來，細究《綠色牢籠》與《徘徊年代》的歷史探問，出發點依舊是臺灣，不管是解放或再定義，黃胤毓和張騰元兩位導演的溫柔，都讓觀眾對於「國家」和「民族主義」有了更豐富、更深層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