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下月台前再多想一想？—試讀何致和《地鐵站》

「我們在工作上必須解決別人的問題，但自身的問題該怎麼解決？這是我最初寫作的出發點。」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時，何致和如此說道。《地鐵站》作為一本長篇小說，觀照的範疇並未侷限於「地鐵」這個單一場域，更擴及了其他日常生活的面向，對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質疑與叩問尤為深刻。也許可以這麼說，何致和選擇書寫「地鐵」的同時，將「地鐵」的性質延伸到了其他現實場景之中，所有人事物無非只是經過彼此，我們能選擇和掌握的，只是這些經過彼此的瞬間。

這地方真像個漏勺，什麼都留不住

他低下頭，看著被燈光照亮的軌道，餘光卻發現左腳的鞋帶略微鬆脫。

隨機揀選其中的段落來觀察，何致和將男子原先看著軌道的焦點以「餘光」巧妙地轉移到脫落的鞋帶上，而後隨即從「蹲下綁鞋帶」的動作中，連結到自己和女兒的回憶、躲債的細節，最後再以「這些負面的形象，他早已從妻子那雙冷漠忿恨的眼神中看到，所以只好帶著這雙運動鞋開始逃跑」扣回運動鞋。不知不覺之間，男子的鞋帶已經綁好，人物的形象也已經在讀者心中建立完成，令人不得不佩服何致和書寫的功力。

在第一章的所有對白，都只是男子獨自一人的喃喃自語，富有故事性卻不顯尷尬。儘管這個短短篇章只是為了在往後的情節中，呈現出一個實際「跳軌」的案例，何致和卻仍舊鉅細靡遺地設計了個人故事與人格特質，毫不馬虎。雖則〈鐵軌上的鞋子〉只是整部長篇小說的背景鋪墊，但如果我們將之視為一個「獨立短篇」來閱讀，其中複雜的情緒轉折與情節張力便已足夠精彩。

《地鐵站》做為臺灣第一部「地鐵小說」

回顧何致和的文學生涯，現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教授的他，過去曾出版了數本小說集。長年在創作與研究間打滾，對於甘耀明在推薦語中指出《地鐵站》是臺灣第一本「地鐵小說」，想必有著自己獨有的認知。所謂「地鐵小說」的形貌在其他語言的文學場域中如何呈現？除了意象上的設計，還能如何增強地鐵小說這個主題文類的「臺灣性」？《地鐵站》既被稱為「臺灣第一部地鐵小說」，日後必定在學術上有更多的討論空間。

「我本來是以台北為原型作為參考而寫，沒想到它完工的速度比我快，只好把這個城市架空，不做任何影射，而且參考更多日本的案例。」

雖則在訪談中自陳《地鐵站》位處於一個「架空的城市」，但何致和認為這樣的安排反而具備了一種「普世性」。畢竟，地鐵站在他筆下從來都不只是單純的交通轉運場域，更是探索人類「自我了結行為」背後原因的重要象徵。大多數人眼中的「地鐵站」即是閘門、月台與車廂這些外顯的具體景象，但透過不同角色故事的描書寫，讀者得以在《地鐵站》中以不同視角來觀看「地鐵站」，觀看這些參與、建構了「地鐵站」的不同人們。

何致何透過敘述視角的轉換，讓「閱讀不同章節」有如「穿梭不同空間」的穿越感，個人尤其喜歡敏萱在市場間穿梭、尋找阿嬤的一幕，描寫的場景極其細膩而生活化，同時呈現出找不到人的緊張感。這種「感覺」的製造，也許可以和何致和著迷於小說「時間感」的美學觀相連結——他指出，對讀者而言，小說是一種可以任意調整速度欣賞的藝術。閱讀《地鐵站》時，故事的鋪排彷彿一部列車，捧讀書頁如同瀏覽窗外的風景，所有的事物看似很近、很近，倏忽之間便又煙消雲散。

戲劇理論：鐵軌之外的地鐵乘客

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的戲劇理論認為，社會互動是一連串的表演，所有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員，必須在不同情境中扮演各種不同角色。以「戲劇分析模式」來解讀習以爲常的互動秩序，在社會科學與藝術相關領域中，有研究者以戲劇理論來探討國小導師與家長互動、航空公司服務遞送滿意度、劇場前台經理的工作等。

若把「戲劇理論」放入文學創作內容中進行討論，《地鐵站》中的主角葉育安便在不同情境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回顧自身，在各個社會舞台穿梭的我們，不也正像是在各個地鐵站穿梭的列車嗎？我們該如何在各種情境之間，保有期待而不致「漏光」？

從英語有句成語「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用來比喻在漫長黑暗中見到的希望曙光。但也有人惡搞這句話，添上幾字變成「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is just an oncoming train」。

《地鐵站》從來都不只是「地鐵站」。何致和寫交通、寫愛情、寫生活，在其中的「生死」議題上，他著重描摹生者如何「活下去」的書寫策略，使得讀者更容易帶入自身的個人經驗。想想你最愛的人、想想你的父母、想想你的家人、想想你的朋友……在地鐵站運務管理的會議中，眾人討論著防治跳軌自殺的Slogan，看似詼諧而無力的景象，在在顯示出「自我」的缺席——當我們走出了地鐵站，能否從那些跳軌者身上，看到一些我們的影子？

世界是一個巨大的地鐵站，除了想一想，我們還能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