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三十幾年前我在學校上的戒嚴時代的歷史課,不管時間軸長短,不論影響深遠與否,最後都被簡化成一條一條的大事記,統統成為不求甚解、甚至不能去深究的名詞。為什麼會學得那麼綁手綁腳?因為戒嚴時代所認定的「歷史」,必須受到政治嚴格的管控,所以不論是本國史或是外國史,通通都不能拿來與當代社會交互參照。讀到袁世凱稱帝,絕對不能聯想到老蔣總統把總統任期制改為終身職;讀到希特勒的變態思想控制,絕對不能拿去批評警總無所不在的思想監控。因此以前讀歷史像是在接受政治洗腦,並且要隨時注意不能踩到政治紅線,非常的痛苦。
在灌輸統治者詮釋過的狹隘歷史觀之後,因為缺乏歷史與當代社會的連結,我們就得了歷史失憶症,看到任何古今中外的歷史,就只剩下無感與麻木;以這樣思想匱乏的狀態,要去吸收其他文化的長處,根本是不可能的。另外,戒嚴時代的歷史教育還有另一個大問題,就是高於一切的中國中心論:中國文化是最優秀的,中國一定會再度富強,再度站上世界的頂點,威武!汪汪!(狗吠火車的叫聲)
身為戒嚴世代的我們,要如何矯正屬於我們這一整個世代的歷史失憶症與中國中心論?好好的讀一本鉅細靡遺、深思熟慮的世界史,或許是個好的開始,讓我們可以跳出鬼打牆的偏頗史觀,好好的去正視這個真實的世界。
光是篇幅浩瀚,並不足以讓《羅馬帝國衰亡史》列名經典,以下列出它讓人讚嘆不已的幾個特色:
一、打破成見與迷信,以理性主義進行嚴格的思辯
啓蒙時代的理性主義抬頭,成了貫穿了全書的思想基礎,作者吉朋不論是評論羅馬帝國衰亡後興起的各國、或是水火不容的希臘東正教、羅馬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都採取嚴格的客觀立場,以人性、尊嚴、自由等普世價值,一視同仁的來看待這麽繽紛多元的民族與宗教。
這樣的理性主義,並不是啟蒙時代所獨有的,其初始概念必須要回溯到羅馬帝國建國初期的理念:建立一個可以涵蓋不同種族、語言、宗教、文化的大帝國。這樣的大帝國必須要有公正的法律、便利的交通、全民共享的公共建設,才能凝聚不同背景的公民於一國之中。儘管擁有如此領先時代的先進理念,但是在無力排除來自四面八方的威脅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