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洋洋的後腦勺啪地出現在觀眾面前──當時楊德昌選擇在海外公映《一一》(Yi Yi),是擔心自己的片子會因為當時台灣影視產業的環境不健康,而在上映後草草下檔;千禧隔年,Vicky 的背影浮了上來,侯孝賢以《千禧曼波》(Millennium Mambo)的呢喃、晃動,向著越走越遠,越來越小的 Vicky 道別。
那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中產家庭電影,以及異鄉浪子的台北底層愛情電影。2001 年,新浪潮的尾聲,25 歲的黃熙從紐約大學電影系畢業,被家人叫回台北。
在紐約唸電影時,同班同學多半發著導演夢,黃熙對未來的想像卻是要做製片。他對自身的理解是,不喜歡控制;他對電影的想像是,一切準備好之後,再來看看可以變成什麼樣子,或者更應該說是──待準備好之後,電影的樣子自然就會出現。
因為想做製片,黃熙曾在 1996 年作為製片組實習生,跟著侯導拍《南國再見,南國》(Goodbye South Goodbye),後來才在 2001 年正式加入侯導當時創立的「三視多媒體」,做不到兩年,又因為經濟壓力,決定回到行銷公司上班。
廣告行銷的工作一做快八年,直到侯孝賢拍《刺客聶隱娘》(The Assassin,2015)時,又找他回來拍片。
當時選擇離開侯孝賢的電影公司還有其他原因。二十幾歲出頭,年輕時總急著想要找到答案,想知道自己究竟適合什麼、可以成為什麼,找不到就離開去別的地方尋找。但第二次回來拍電影,三十幾歲了,年紀長了一點,黃熙很清楚知道自己還是想拍電影,不見得未來也要拍一部自己的電影,而是想回到自己喜歡的地方工作。
《刺客聶隱娘》的最後,鏡頭很遠,天高地闊,每一個人小而模糊,觀眾像《強尼・凱克》(Missing Johnny)裡的那隻小鳥,往古老的歷史屋簷飛去,飛進電影裡,成了看不清楚輪廓的臉孔。同時我們也是 Vicky,從邁向新時代的嘉年華舞姿,逐漸變成對未來感到迷茫,因而憂慮。
《強尼・凱克》是黃熙從大學時便開始斷斷續續發展的劇本,當時手上有好幾個故事同時在寫,但總是寫到一半就「卡住」,黃熙轉念一想,既然寫不出完整的劇本,那就先以每一個角色的短篇小傳寫下去吧──總被說「很像散文」的《強尼・凱克》開始悄然成形。
起初,《強尼・凱克》是以「捷運」作為橫貫劇情主軸的商業片,寫台北冷漠卻又濕熱,壓抑卻又沸騰,到處都是界線,但又好像哪裡都能抵達的城市心靈狀態。黃熙像是拿著放大鏡般,觀看逼仄的都市邊緣,重繪出屬於近代的台北城市影像地誌學(cinematopography)。
跟著那隻主角遍尋不著的小鳥,黃熙下到潮濕陰翳的陸橋河畔,上到頂樓加蓋的小套房,行上重翠大橋,跑向蔡明亮《你那邊幾點》(What Time Is It There?,2002)和《天橋不見了》(The Skywalk Is Gone,2002)裡已經拆除的北車外行人天橋,最後逆著 Vicky 的步伐,從中山陸橋的那一端走了過來。
黃熙的創作時間,彷彿是逆行的。回到台北之後,他先是往回走了一遭,以《強尼・凱克》重探台北在時間/空間的歷史更迭裡,所產生的雜揉與流動。理解了現在所居的台北以後,他才將自己調校回現在的時空。
2017 年,《強尼・凱克》上映,許多人評價電影很「侯孝賢」,儘管同樣以長鏡頭鋪排,但《強尼・凱克》和侯式電影最大的不同是,他看李立(黃遠飾)、徐子淇(瑞瑪・席丹飾)的距離很遠,其實更像楊德昌在拍《恐怖份子》(Terrorizers,1986)的冷而鋒利,以遠觀的目光,呈現出台北生活被擠壓的身體/精神空間。
拍完《強尼・凱克》之後,黃熙開始撰寫影集《良辰吉時》(Twisted Strings,2022)的劇本,《女兒的女兒》(Daughter's Daughter,2024)也是當時同步發展的。他說,《良辰吉時》是很好的訓練,七集圍繞著不同主題,最後又必須將命題相互扣合,如何在七集的篇幅清楚梳理龐大的故事線、角色關係,是拍《強尼・凱克》時沒有過的訓練。
《強尼・凱克》以散文式的結構組成,從撰寫劇本到現場拍攝階段,抽象的影像節奏難以描摹,多半只能在現場一步步堆砌出共同的想像畫面。相較之下,《女兒的女兒》更接近傳統的電影結構,以清楚的故事線和段落式的剪接邏輯,透過事件串接而成。不過,即使想說的故事很明確,但面對著攝影師姚宏易、演員張艾嘉、林嘉欣等人,黃熙決定不畫分鏡圖,對他來說,要如何讓這一眾創作者們擁有更大的伸展空間,才是他找這些人一起來拍電影的理由。
2020 年,COVID-19 在世界各地陸續爆發,《女兒的女兒》也受到極大的影響。碰上了疫情,黃熙日日都為著籌資金而發愁,卻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時間與劇本相處。前置被迫暫停,黃熙只好回頭繼續讀本,他開始為每一個角色寫小傳和日記,寫了一段就放著,過一段時間再將原本沈澱下來的思考拿出來攪和一番,再次激盪。
以張艾嘉飾演的金艾霞為例,劇本初版的金艾霞其實是一個寡婦,但在疫情期間,看不見未來的躁動不安,讓張姐不希望角色被塑造得太過悲傷,她對黃熙說:「不要那麼慘吧,這太苦情了。」他們才決定把金艾霞設定成離了婚的女人。
金艾霞還得是很多年前就已經離婚的女人,才能擁有足以承擔苦難,又穩如堅石的目光。
正是因為多了整整一年的前置時間,黃熙有機會收攏每一個人對劇本、畫面、角色的想像,這段被迫延長的日子,反倒讓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反覆思考、調整,也因此《女兒的女兒》歷經長時間的沉潛,變得更加成熟且工整。
可能是因為和劇本相處的時間變長了,黃熙與角色之間的距離,變得更近了。
如果說《強尼・凱克》拍的是一股悶熱的濕氣,《女兒的女兒》則是捕捉下了成為結晶那般,接近透明的水氣。在《女兒的女兒》中,不管是美國還是台灣的醫院、街道、住家,角色行經的路線、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關係,都是不黏膩的,沒有一絲曖昧空間。
因為所有人都和角色一起生活了幾年,在疫情逐漸解封,劇組終於可以開拍的時候,張姐和嘉欣都說自己已經沒有辦法「設計」角色。當角色內化到演員的生活中,她們只能以作為一個母親、女兒──生為一個女人的身分──用自己原本的樣子去揣摩角色。
即使將角色虛構化在電影中是有些俗套的設計,但黃熙希望能在片中呈現出,生為一個女人極其複雜的生命多樣性,以及無論哪一個年代,在社會結構中,女人從身體到精神上的辛苦。
黃熙原本說的是「辛苦」──但後來他回頭修正了自己的話──更精準地說,是複雜。
片中,集所有女人的部分切面於一身的角色,是林嘉欣飾演的 Emma。她的過去式,是多年前被母親拋棄的女兒,她的現在式,是她也同為人母;她同時是同母異父的祖兒(劉奕兒飾)眼中好似不存在的姊姊,也是曾經拋棄她的母親所幻想出來的,用來填補已逝女兒留下來的空位的移情對象。
Emma 是被迫缺席的女兒,又是被迫補位的女兒。她既是母親的遺憾,又是母親的療癒。
在 Emma 多重且浮動的身分認同背後,並不存在非黑即白的地帶,黃熙說,這是女人千百年來的模樣。
從古至今,社會依然為女人安上了許多刻板的想像,但在過去,女人可以相對清楚地說,「我不要冠夫姓」、「我不要生小孩」、「我要投票權」、「我要工作權」,我們有相當具體的反抗理由,但到了現在這個時代,女人得面對的是不那麼具體、但依然存在的精神上的苦,而這些相對抽象的不平等,也難透過物理的抗爭方式去抵抗。
尤其在疫情之後,世界走向了新的面貌,人們開始思考、摸索的物事也不一樣了。我們開始思考要如何扎根於世界之上,開始摸索要如何以一個女人的身分,與世界產生新的連結。
片中的每一個女人,都是在有所缺失的狀態底下,重新摸索自己的存在意義。因此一切得從頭梳理。「Did it really happen if i can’t remember it?」片中,金艾霞想像出來的 Emma,在范祖兒生前住的 Airbnb 裡發現了這一串字,當金艾霞開始想像 Emma 的存在,藉由 Emma 來與自己對話的同時,便是她正在回頭,面對長年不願正視的遺憾。
但黃熙無意寫一個母女大和解的故事,他很清楚地知道,片子裡所有角色的關係都不是曖昧的,因此沒有和解的空間,一切都要如最初看到的那樣透明,透明到讓「血緣」幾乎不存在。
因此,在金艾霞獨自飛往紐約處理范祖兒的遺物時,劇情安排了許多讓她一直往外走的橋段,黃熙在場勘時跟著心中想像的金艾霞一起,金艾霞在戲裡跟著心中想像的 Emma 一起,他們各自走過紐約的台灣辦事處、生子中心、咖啡店、雜貨店,黃熙也將每天行經的路線寫成日記,透過創作,朝向生命的回程。
黃熙問張姐:「如果妳真的是金艾霞,妳生還不生?」
張姐對他說,當然生,一定生。
黃熙成了金艾霞。
他說:「因為祖兒是我在回到台北,重新開始一段人生之後,真真正正地拉拔長大的孩子。」
黃熙深知,片子拍完之後,或許會遭詬病,說一個女人終究無法成為自己,但是對他,對張姐,對金艾霞而言,他們的決定並非因為血緣關係,而是一個人打從心底的,自主且自由的選擇。
《女兒的女兒》所面對的是家庭關係而非血緣關係,因為有了家庭的構成,世界上才有了想逃跑、想停留、被迫離開、或被迫留下的個體。黃熙透過創作所欲揭示的,也並非是家庭價值或是血緣宿命,而是一個人是如何走到現在的──就像他拍電影,也不是為了要解決什麼。
劇照、工作照提供/東昊影業
採訪、攝影、撰文/黃曦
採訪協力/葉紹平
責任編輯/張硯拓
電影是劃開時間與時空,熠熠發光的魔幻之光,再度迎來第 61 屆金馬獎,《釀電影》依然準備了極豐富的專題,與大家一起迎接金馬盛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