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生畫集》成書,是件大功德。這部畫集前後出版六冊,豐子愷繪圖,前兩冊佐圖的詩句由弘一法師題寫。第一冊出版於一九二九年,馬一孚的序文提及當時「殺機方熾,人懷怨害」,希望能藉由藝術「進乎美善」。對中國歷史稍有理解的,不難明白寥寥數語所蘊含的內外動盪。而後見之明更教人凜然。除了其餘各冊的時空環境或遇抗戰、或逢文革,如今世界一隅興戰即衝擊全球政經情勢,何嘗不是「殺機方熾,人懷怨害」?凡此皆彰顯《護生畫集》在促進「美善」上的作用與價值歷久不衰。這是人性的悲哀,藝術的不朽。
不過,「護生」的概念若不稍加區辨,甚或推導至極端,很容易產生誤解,又或自相矛盾。畢竟,「生命」彼此存有利益衝突。世間豈得雙全法,「護生」又要周全人類,又要顧及動物與植物,難度可想而知。身陷戰亂的人會問:若要護生,如何殺敵?因戒殺而茹素的人則難免遭質疑:以植物為食,如何不是殺生?針對這類疑問,豐子愷回溯馬一孚序文的觀點,以護生為表、護心為裡,將二者結合起來:「護生是護自己的心……殘殺動植物這種舉動,足以養成人的殘忍心,而把這殘忍心移用於同類的人。」絕對意義下的「戒殺」,是「拘泥字面」。就我舉的例子來說,連茹素亦不可得,人便無從維生,從而使「戒殺」淪為自我牴觸的「自殺」,遑論人既不存,「戒殺」也就沒有了執行的主體。再者,若遭他者武力威逼,即使國將不國、家將非家、自身性命不保,仍只能坐以待斃。反之,人須養護的「慈悲心」是「非不得已,非必要」,不能損傷生命。
豐子愷所指「非不得已,非必要」值得進一步討論。怎麼判定何為「必要」?所謂「必要」是種靜態的判準嗎?梁文道在篇文章中整理出學者錢永祥關於動物倫理的「兩套說法」:「一套關乎實踐,叫做『量化素食主義』,大意是若要出於道德理由而茹素,不一定得馬上全面戒葷,盡可以試着一步步來,逐漸縮小自己傷害動物的範圍。另一套則關乎理論……相信人類文明的演化是個道德範圍擴大的過程。」擴大並套用錢氏所論,不僅可依「道德」來判斷必要性,「慈悲心」也落實為循序漸進的動態,不至於因初始陳義過高而窒礙難行,更可於持續反思及履踐中擴充內涵。
還可再補充一點。「慈悲心」乍聽也許抽象,「道德」或嫌沉重,其實就是一個人努力於群體中營造理想的自身定位和與他者的關係,不管這「他者」是另一個人或有感知能力的廣義眾生。再白話些:想做個怎樣的人,以及想怎樣對待別人和別的物種(這也隱含別人和別的物種怎樣相應待己)。這麼一來,就能體會豐子愷為什麼說「護生實在是為人生,不是為動植物」。利他者,原是自利。
豐子愷就讀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時候,便和俗家名李叔同的弘一法師有師生之誼,後來還成了法師門下弟子。他在給弘一法師的信寫道:「憶十餘年前在江灣寓樓得侍左右……於樓下披霞娜(按:即鋼琴)旁歸依佛法,多蒙開示。情景憬然在目。」刊印《護生畫集》第一二冊,另有賀師者壽的意思。
弘一法師與豐子愷就繪製《護生畫集》有過約定:「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護生畫功德於此圓滿。」豐子愷答以:「世壽所許,定當遵囑。」這是人壽難料、世局難期的莫可奈何,更是莫可奈何中為人弟子的堅摯允諾。而弟子所以能如此堅毅,想來「護生」已由師生的共同信念延展為學生對老師的念想與回報。
一九四二年,弘一法師圓寂,《護生畫集》自第三冊起再也無法請師者題字了。但豐子愷仍堅持著畫下去。七十幅、八十幅、九十幅。最終,一百幅。《畫集》內有幅圖題為「恩人」,描繪慶善寺明義大師救護雛鳥的故事。由於豐子愷與其師的因緣,我總想像這「人」即是弘一法師,這「恩」即是師恩。
手邊有套新星出版社二○一二年版《護生畫集》。豐子愷後人於〈再版前言〉回顧成書始末:「……〔父親〕在浩劫中遭害,鬱悒致癌,於一九七五年離世。弘一大師似乎在冥冥之中提示他的學生,父親竟在一九七三年悄悄地提前七年完成了一百幅,結束了這套畫集的全部創作工作。」
至此,護生、賀壽,不負師恩;圓滿了的,是功德,也是人情。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五日初稿,
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改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以筆名「南鵲」發表於《中華日報》副刊(2024.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