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生畫集》成書，是件大功德。這部畫集前後出版六冊，豐子愷繪圖，前兩冊佐圖的詩句由弘一法師題寫。第一冊出版於一九二九年，馬一孚的序文提及當時「殺機方熾，人懷怨害」，希望能藉由藝術「進乎美善」。對中國歷史稍有理解的，不難明白寥寥數語所蘊含的內外動盪。而後見之明更教人凜然。除了其餘各冊的時空環境或遇抗戰、或逢文革，如今世界一隅興戰即衝擊全球政經情勢，何嘗不是「殺機方熾，人懷怨害」？凡此皆彰顯《護生畫集》在促進「美善」上的作用與價值歷久不衰。這是人性的悲哀，藝術的不朽。 不過，「護生」的概念若不稍加區辨，甚或推導至極端，很容易產生誤解，又或自相矛盾。畢竟，「生命」彼此存有利益衝突。世間豈得雙全法，「護生」又要周全人類，又要顧及動物與植物，難度可想而知。身陷戰亂的人會問：若要護生，如何殺敵？因戒殺而茹素的人則難免遭質疑：以植物為食，如何不是殺生？針對這類疑問，豐子愷回溯馬一孚序文的觀點，以護生為表、護心為裡，將二者結合起來：「護生是護自己的心……殘殺動植物這種舉動，足以養成人的殘忍心，而把這殘忍心移用於同類的人。」絕對意義下的「戒殺」，是「拘泥字面」。就我舉的例子來說，連茹素亦不可得，人便無從維生，從而使「戒殺」淪為自我牴觸的「自殺」，遑論人既不存，「戒殺」也就沒有了執行的主體。再者，若遭他者武力威逼，即使國將不國、家將非家、自身性命不保，仍只能坐以待斃。反之，人須養護的「慈悲心」是「非不得已，非必要」，不能損傷生命。 豐子愷所指「非不得已，非必要」值得進一步討論。怎麼判定何為「必要」？所謂「必要」是種靜態的判準嗎？梁文道在篇文章中整理出學者錢永祥關於動物倫理的「兩套說法」：「一套關乎實踐，叫做『量化素食主義』，大意是若要出於道德理由而茹素，不一定得馬上全面戒葷，盡可以試着一步步來，逐漸縮小自己傷害動物的範圍。另一套則關乎理論……相信人類文明的演化是個道德範圍擴大的過程。」擴大並套用錢氏所論，不僅可依「道德」來判斷必要性，「慈悲心」也落實為循序漸進的動態，不至於因初始陳義過高而窒礙難行，更可於持續反思及履踐中擴充內涵。 還可再補充一點。「慈悲心」乍聽也許抽象，「道德」或嫌沉重，其實就是一個人努力於群體中營造理想的自身定位和與他者的關係，不管這「他者」是另一個人或有感知能力的廣義眾生。再白話些：想做個怎樣的人，以及想怎樣對待別人和別的物種（這也隱含別人和別的物種怎樣相應待己）。這麼一來，就能體會豐子愷為什麼說「護生實在是為人生，不是為動植物」。利他者，原是自利。 豐子愷就讀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時候，便和俗家名李叔同的弘一法師有師生之誼，後來還成了法師門下弟子。他在給弘一法師的信寫道：「憶十餘年前在江灣寓樓得侍左右……於樓下披霞娜（按：即鋼琴）旁歸依佛法，多蒙開示。情景憬然在目。」刊印《護生畫集》第一二冊，另有賀師者壽的意思。 弘一法師與豐子愷就繪製《護生畫集》有過約定：「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護生畫功德於此圓滿。」豐子愷答以：「世壽所許，定當遵囑。」這是人壽難料、世局難期的莫可奈何，更是莫可奈何中為人弟子的堅摯允諾。而弟子所以能如此堅毅，想來「護生」已由師生的共同信念延展為學生對老師的念想與回報。 一九四二年，弘一法師圓寂，《護生畫集》自第三冊起再也無法請師者題字了。但豐子愷仍堅持著畫下去。七十幅、八十幅、九十幅。最終，一百幅。《畫集》內有幅圖題為「恩人」，描繪慶善寺明義大師救護雛鳥的故事。由於豐子愷與其師的因緣，我總想像這「人」即是弘一法師，這「恩」即是師恩。 手邊有套新星出版社二○一二年版《護生畫集》。豐子愷後人於〈再版前言〉回顧成書始末：「……〔父親〕在浩劫中遭害，鬱悒致癌，於一九七五年離世。弘一大師似乎在冥冥之中提示他的學生，父親竟在一九七三年悄悄地提前七年完成了一百幅，結束了這套畫集的全部創作工作。」 至此，護生、賀壽，不負師恩；圓滿了的，是功德，也是人情。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五日初稿， 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改於嘉義鵲枝寫譯樓以筆名「南鵲」發表於《中華日報》副刊（2024.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