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上天賦與我許多東西；但是，我將不會做成任何與我的能力相配的事，也不會在身後留下任何有益的痕跡，就這麼死去。……我缺少什麼，我自己也無法說清楚，而光是高聳於聰明才智之上是不鞏固的，也是無益的。我的命運是奇怪的，幾乎是可笑的：我渴望著完完全全奉獻自己的一切，結果卻沒奉獻出來。我為某種無稽之談而犧牲自己，將以此而告終一生……
小說一開場將讀者引進了一個很典型的19世紀俄國貴族的家庭沙龍：由孀居的貴族太太主持，身邊環繞著各種各樣的貴族男女，他們談論著各種社會議題，發表著自己獨特的見解或玩世不恭的嘲諷，邊議論也邊調情。就在所有人物都到場後，我們的主人翁羅亭出現了，像顆耀眼的明星那般，在言談中展現出睿智聰穎和充滿熱情的理想，在辯論中將懷疑論者兼厭女者皮加索夫打得落花流水，引起了貴族夫人們的讚嘆，擄獲了年輕小姐的芳心……
莊園生活因他而有趣起來，他也作為一名食客住了下來。這劇情似乎有點熟悉？在我閱讀舊俄小說的經驗裡，常有這種「貴族養士」的場景，而且幾乎都是守寡的貴族太太家裡有那麼一兩個「受保護者」或家庭教師之類的人物。他們之間的關係未必是愛情，很多是知識和新聞的交流，這些大地主太太透過年輕的貴族知識分子來理解現代社會，而這些食客門人則得倚靠他們的才智表演來謀生。
即便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受到了現代西方教育的洗禮，在莫斯科或彼得堡上過大學，甚至曾到當時最先進的西歐朝聖，但很多讀書人還是只能當讀書人－－他們有改造社會的理想，具備科學和理性的觀念，但這個社會還是一個階級嚴明的社會、仍是存在著農奴制、貧窮和迷信的社會，知識分子們真的很想做什麼，但到底又能做什麼呢？
「多餘的人」一詞就在這種自省自嘲和無力感之下出現，體現在羅亭辯才無礙卻缺乏行動力的對比裡，出現在地下室人孤獨的喃喃自語和破碎的愛情裡。他們的思想先於時代，但意志力受限於時代；他們在精神上想推著社會前進，但現實上又不得不順服於社會的陋規舊習。羅亭終究只被拉桑斯基夫人當成食客，想要和夫人的女兒談戀愛？門都沒有！即便少女展現出那麼堅強的意志，但羅亭在面對社會與經濟的壓力下（是的，貴族也有高低之分的，而他是那種到處借錢的窮貴族），他的浪漫只是話語。話語與行動的分裂，實在是不幸、是懦弱、是無可奈何的委屈，而對真實地意識到這一點的人來說，又是一種多麼大的痛苦和懲罰。
這是1840年代的父輩知識分子在面對社會變革時的苦悶寫照，到了子輩們－－也就是巴札洛夫式的虛無主義者，他們開始輕視空談，否定一切傳統，強調行動，但也許光是這樣的強調還不夠，再接著下去的虛無主義者們，已經無所謂的直接將行動付諸實踐了。理念變成工具，這時的行動成了卡拉馬助夫式的為所欲為，成了彼得所計劃的那種不計代價的恐怖活動。多餘的人的後代出現了附魔者。在俄羅斯的古老鄰國，二十世紀初也出現了類似的知識分子的自我異化，從壓抑、無力感到爆炸式的熱情襲捲整個大地，最後毀掉自己，這是巧合，還是存在著某種歷史的規律呢？
欠缺行動的沈思是抑鬱的，喪失思考的行動則是可怕的。我們的主人翁羅亭雖然習慣了抑鬱，看來註定幹不成什麼大事，但至少他始終是善良的（這本身即是不容易的行動了），即便歲月和漂泊已在他身上留下風霜，即便他最後會被遺忘……讓我們如羅亭的老同學列日采夫所言，讓思想－－各種不同的思想－－有個棲身之處吧！它們不只是論戰的利器，不只是激勵的言語，更不是討好權勢者的工具，在實現所渴求的社會變革之前，應當能被認真而不戲謔的對待。它們可能是寂寞的，或許在面對現實時傷痕累累，但必定是自由的，而當思想溪水自然地流入行動的海河，多餘的人也參與其中了－－在歷史所敘述的故事裡，知識分子也許並不散發什麼英雄光采，但永遠都不多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