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新聞台都面臨一場生存戰，選擇要播什麼內容，要播多久，畫面夠不夠吸睛，都成了那零點幾收視率的存亡關鍵，我們明白電視台的競爭，但電視台製作人心中到底如何權衡？
最近中天的電視台被ＮＣＣ依違反公序良俗與事實查證開罰的事件，讓我想到新聞製作人可以選擇要撥出什麼內容，那我們可以選擇要看什麼內容嗎？在民主的台灣我們真的是自由的的嗎？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說到自由就不得不提到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這本書對自由的邏輯推演非常完整。
舉例來說，以前美國從非洲引進的黑奴，主人將他們當作是財產的一部分，要他們往東，他們就往東，叫他們往西，他們就往西，指派他們任何工作，他們就得要去做，否則就有可能被毆打，甚至丟了性命，這顯然是極端的不自由，很好理解。
轉換到現代，有一個聽命於大老闆的小職員，沒有人拿著槍桿頂著他的腦袋要他去做事，但是只要老闆一聲令下，他立馬就去做，就算心中百萬個不願意，他還是依照命令行事，為什麼呢？因為他需要錢，理論上他隨時可以辭職不幹，但是為了錢，他不會離開，所以他也是不自由的。
再舉一個例子，一位寵溺小孩的媽媽，只要小孩有任何需求，媽媽一定盡全力去完成他的願望，不論衣服、車子或是房子，小孩如果不幸走偏了，甚至跟家裡拿錢買毒品，等到被抓了之後，媽媽還會說他從小就是個好孩子不會做這種事的，這位媽媽是自由的嗎？他被情感所羈絆，所以他也不自由。
不論是為了生存、為了金錢還是為了感情，康德把這些所有的能牽著你走的東西稱作“inclination” — 傾向性。
而出於傾向性而做的行為則為“假設律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就是說這件事情具有“如果......就......”的特性，如果給我什麼我就怎麼做。康德說，凡是出於傾向性的，就都是不自由的，也是不道德的。
那何謂道德？道德是“絕對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必須要是無條件的。我做的這件事不是為了利益而做，不是為了情感而做，不是可以給我或他人帶來什麼東西，僅僅是出於義務，我認為這件事應該做。這才是真正的道德，真正的自由。
被新聞餵養的人們
回到熱愛看新聞的電視台觀眾，他們是自由的嗎？如果中天播放韓國瑜的新聞，他們就會覺得歡喜，覺得有人在為台灣努力，覺得未來有希望。但是經濟真的會好嗎？他們也不想管那麼多，因為電視畫面給他們一個美好的想像。
用康德的假設律令來說，他們也是被新聞台情感束縛的人，在他們的世界裡，中天就像是他們的衛星，伴隨著他們的一天，提供他思想能量，只要有人不認同他的思想理念，他就會選擇批評、鬥爭，但是他自己不知道為何而戰。
這種類型的人缺乏的是心中的認可，他很需要別人對他的認可，因此他將自己的這種需求投射到政治人物上，所以他需要政治人物成功，因為只要政治人物成功了他也就成功了，他就被認可了。
娛樂至死
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提到注意力的中斷，是螢幕帶給我們最大的傷害，我們往往無法專注在一個議題上。
現代新聞就是注意力的殺手，“好..現在我們來看”就是最好的例子，好像每一則新聞其實都無關緊要，因為他只是為了娛樂你而已，哪裡發生暴動、戰亂、飢荒，一句 好，我們來看。就可以完全的抽離，讓你跳脫悲慘苦悶的情緒，這就是螢幕的力量。
只有閱讀、手寫，可以讓人回歸思考的本質。
作者在最後一章「赫胥黎的警告」述說，「有兩種方法可以讓精神文化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我們之所以能夠把自己娛樂至死，是因為我們將陷入被赫胥黎擔心的「美麗的新世界」中，這個「美麗的新世界」已經沒有禁書的任何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
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衝動和自私，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
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而片面的媒體則讓你憎恨真相又讓你熱愛謊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