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儒家的為政與治道,當然就要講孟子。
孟子生於公元前372年,死於公元前289年,前後活了八十四歲。他出生時,與孔子離世已相隔超過一百年。其時正是戰國時代中期,七國稱雄,天下大亂。秦國用了商鞅變法,楚國用了吳起為相,魏國用了龐涓為將,齊國用了孫臏、田忌,彼此都講求富國強兵之道,圖霸天下。
再加上一些縱橫說客,為得重用,遊說國君,利用各種手段進行兼併戰爭,以致戰亂頻繁,餓殍遍野,生靈塗炭。與此同時,天下異說紛紜,整個時代的思潮,不歸楊朱則歸墨翟。在這樣毫無人文理想的局勢,孟子一方面無奈地批評「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另一方面,孟子試圖遊說列國以仁義治國,安民為本。但,整個天下,大勢已去,各國就只有一個字——利。至於孔子之道,當時已經銷聲匿跡,無人問津了。所以,孟子處於這樣異端邪說、歪曲人倫、尚戰功利、價值顛倒、文化撕烈、道統斷絕的時代,要重建人倫的道德價值,「義利之別」就是當務之急呀!
昔者,孔子講君子與小人的價值取向,就在義與利的取捨。君子整個的生命,著眼點在義,而小人卻在利。事隔百多年,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一開口,就直問孟子:「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梁惠王問:老先生千里迢迢而來,對我國是否有什麼好處呀?
而孟子回應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接著解釋,王所追求的只是小利、只是私利;倘若能以仁義治國,那才是大利、公利。況且,一旦治國重利,大夫、士庶人,乃至父子兄弟,人人都計較利益利害,最終就會發生弒君犯上,逆倫叛親,不奪不饜。
孔子與孟子所嚮往的是王道,而到孟子的時代,當中齊國與魏國這兩個大國,卻爭相稱霸,以致背信棄義,圖吞小國。於是,整個時代都講利,整個天下都圖霸,試問又有誰會以仁義治國呢?!
其實,在中國的歷代王朝,又有哪個帝王是以仁義治國的呢?故此,若把二千五百年來的歷代興衰,帝王的專制統治,又或民族的醜陋惡習,全部歸咎於孔孟的思想,這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而基本上就是個偽命題。
相反的,當今的中共治國,無論是內政抑或外交,恰恰就是以利治國,這跟孔孟的治國之道,越行越遠,完全跟中華道統文化脫軌。
如果孟子重回這個世代,他必定會長嘆:君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寫於2021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