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歡迎來到 21 世紀的監控社會──《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Netflix 最新熱門電影《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從一起手機遺失事件帶出在數位時代下的監控隱患、隱私暴露後的社會性死亡,並揭露在科技社會中疏離的人際關係。
最讓人難以預料的是,「手機掉落事件」看似只是一場簡單的突發意外,卻如同蝴蝶效應一般,引起巨大的連鎖反應。
「橫向監控」時代的來臨
社會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曾援引邊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監獄」(註一)講述國家和機構的監視之眼,透過環狀的監獄形構,從而使在監獄中央的高塔能夠對四周的景況進行無死角的監控。然而,在 21 世紀中,位於高塔的權力位置已不再集中,監視權力的掌控者也不僅是國家與機構。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鼓勵用戶分享個人訊息的社群文化改變了舊有的監控形式。取而代之的是「橫向監控」(lateral surveillance)時代的到來,只要手上掌握著一台手機,就能任意翻閱他人張貼在網路上的訊息。而被監視者的位置,在某種程度上也轉為自願性的自我揭露──當我們將個人資訊發布在社交媒體上時,都是在邀請他者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監控。甚至當我們發布貼文時,也是有意識地理解到這是「想像的監控」(imagined surveillance)環境,意即使用者清楚地知道一旦發出貼文將會吸引到一群「想像的群眾」。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主要聚焦於平凡的上班族娜美身上,她就如同是我們普通人的鏡相分身:喜歡在社群上分享自己喜歡的球隊、和朋友們的聚會、生活中的微小細節等,線上的分享行為也構成其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娜美的「想像的群眾」卻出現了偏差,她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貼文引來了潛在犯罪者「俊榮」的關注。在俊榮的監控視角下,娜美就如同是掌心上的螞蟻,輕易地被他者所掌握。然而,這個被掌控的權力,恰恰是由娜美本人所賦予的。
數位時代的賽博格
電影開場時,以娜美的第一視角帶出科技生活的日常實踐:一早由手機上的鬧鐘喚醒,接著再三確認 app 上的行事曆,在出發前往公司時不忘查看公車班次,下班後與朋友的聚會更要拍照上傳社群⋯⋯等,人們的生活正被科技物包裹著行動。隨著手機與人的關係日漸緊密,從每日起床到睡前最後一刻,都脫離不了科技物的桎梏,它逐漸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同是人類裝上的電子義肢。
科技女性主義者哈洛威(Donna Haraway)在她著名的〈賽博格宣言〉中以神話生物奇美拉(chimera,古希臘神話中獅頭羊身蛇尾的生物)為喻,講述賽博格(註二)的混種(hybrid)型態將成為我們的基本形式。科技物與人的關係更具象化地體現在電影的其中一幕,也就是當娜美發現自己的一舉一動正被人所監控時,她徬徨地站在人潮洶湧的道路上,此時,鏡頭由高處向下俯視,映照出來往人群的影子已然和手拿手機的樣子相融合──我們都是賽博格。
更甚者是,我們正活在被科技物取代身分的時代下,正如同俊榮在奪去他人手機時狂妄地說道「有了這個,我可以變成任何人。」;且當俊榮駭進娜美的手機,以她的身分進行發言時,線下的關係人們卻無一相信娜美是被陷害的。娜美的真實性正被虛擬的線上形象所侵蝕。如此,人類的外貌特徵、聲音語調以及作為有機物的存有基礎,已不再是識別個人的重要特徵,電子技術已足夠取代人類,成為新的存有論。
然而,我們對手機的重度依賴,逐漸將行動裝置視為有機物的延伸觸手,又要如何因應科技帶來的關係變化?而科技又是如何影響人們在親密關係上的實踐?
被科技取代的親密關係實踐
由於科技帶來的便捷性,使得使用者能透過行動裝置隨時與他人聯繫,這也形成了「永不斷線」的永恆在線。在這種狀態下,人與人的關係看似更加緊密,能夠隨時通過科技物聯絡對方,事實上,與之相反的是,當物理性的肉身在場時,人與人間的距離更加遙遠了。
科技社會研究者特克(Sherry Turkle)表示,由於人們花費大量時間在虛擬的線上,從而使得在線下談話時,也會因線上(手機訊息、通知)的干擾,被迫使對話「暫停」,就如同在電腦上按下「暫停鍵」,打亂了真實對話的節奏。這也意味著線上的溝通形式正影響著線下的行為認知,相對於虛擬的訊息來往,肉身化的親密關係實踐反倒被陌生化了。
因科技而帶來的疏離感也體現在俊榮對娜美的脅迫上。俊榮在威脅娜美時曾說,若在接下來 24 小時以內有人嘗試聯繫她,那麼娜美就能夠活下來。看似簡單而容易達成的條件,在先前幾位的受害者中卻無人倖免。
「明明是動一根手指就能連接的世界,但也代表著能夠輕易斷了連接。」,俊榮對娜美如此說道。科技的便捷性看似將人們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然而僅僅依靠一條網線維繫的情誼卻也是如此脆弱,一旦在手機上刪除對方號碼或是一方斷了聯繫,便可能終生不復相見。《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向觀眾拋出的難題即是:生活在輕易連接彼此的科技社會下,人與人之間真的變得更加親密了嗎?
故事結束,監控仍在持續
電影的末尾看似收束在完滿的結局裡,作為反派的「俊榮」被警方抓獲,卻也從而知曉「俊榮」之名也是犯罪者披上的虛假外皮,這個犯下惡行的「他」,本是無身分的黑戶。於此,本片以無身分訊息的黑戶作為反派人物,也暗喻著在網路世界中,有著更多像「俊榮」一般,匿名、未知的窺視者正潛藏在螢幕後,以一種不為人知的方式以人們鮮活的、公開的個人訊息作為養分,作為滋養犯罪的溫床。
註一:圓形監獄為邊沁所提出的建築模型。外觀為環形,外圍分隔成數間房間,中間則為一座監視用的塔樓或檢查室,監視者可於其中看見每個獨立房間裡的活動,而在背光之下,房間內的被監視者無法清楚看見塔樓內的狀況。
註二:賽博格(Cyborg),為結合了機器的控制論(cybernetics)和有機體(organism)所衍生的詞義,指任何有機體與機器的混種。
參考資料
Lyon, David. (2001). 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Trottier, D. (2012). Interpersonal surveillance on social media.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7(2): 319–332
Duffy, B. E., & Chan, N. K. (2019). “You never really know who’s looking”: Imagined surveillanc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21(1), 119-138.
全文劇照提供:Netflix
責任編輯:黃于真
核稿編輯:張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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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〇年代開始,《藍天使》到德國新浪潮舵手之一的法斯賓達所導的《蘿拉》,「蘿拉」這個名字似乎與德國電影早早締下特殊的連結。而隨著千禧年來臨,《蘿拉快跑》(Run Lola Run,1998)宛若一則宣言,昭告舊時代已經過去,德國將會煥然一新、再次活躍於國際。
就像美國知名科幻小說家菲利浦.K.迪克書名問我們的,「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讓我們回到這部片的中文片名:《如果驢知道》,我們見證的到底是驢子的歐洲,還是人類的歐洲?如果驢子知道歐洲是什麼呢?如果驢子並不知道歐洲是什麼呢?
Nan Goldin以及那一整代人在做什麼?他們不是一群邊緣人需要文明世界的承認,他們是一群文明人希望啟蒙正常世界當中的野蠻人,希望那些衣冠楚楚的原始人,能夠從偏見、無知與利益當中稍微地掙脫。而實踐這件事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否認關於世界或是關於人的真實。這是Nan Goldin對於攝影最強烈的動機。
波光仍閃動,像是暗示著愛子也迎向死亡的河面那樣,生命從不為誰停留。就在今年初,飾演愛子的演員尹靜姬也在與阿茲海默症糾纏了十年後離世。孰料戲裡戲外竟如鏡?生命之詩終究是死亡的隱題。不過幸而有詩有舞,在死亡之前,讓人類仍有機會創造出不朽的片刻。
筆者以為,周戴維在《回到首爾》達成了一種走出傳統離散敘事,卻與「反離散」套路大相徑庭的灰色地帶姿態。女主角弗萊蒂總是在翻譯自己的身份政治行為,並不是尋找原初、固態的身份政治與性別角色實體,以進行依附動作。弗萊蒂像是一場在「灰色地帶」圍牆上跳舞的行為藝術,既是挑釁也是頌歌。
一部電影難以(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悲情城市》的幸與不幸是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它是談及二二八事件的作品中,名聲最大的一部。影片的美學成就有目共睹,技術面幾無失手,藝術面(時代氛圍的呈現)也讓人著迷。《悲情城市》乘載了大量的讚賞光環,也就無可避免會引來更認真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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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映的《辣手警探》創下1340萬觀影人次,成為韓國影史第8位票房作品。九年後,導演柳承完帶著續集《辣手警探2》回歸。與前作相比,續集在動作設計上向現實類型靠攏,討論了社會問題及道德辯證,增添了劇情的深度。演員黃晸玟和丁海寅的出色表現讓人期待,但故事情節的重複性可能讓部分觀眾感到疲憊。
※本文有《機動戰士鋼彈 復仇的安魂曲》的全集劇透。※本文不推薦吉翁主義者或吉翁派閱讀。
哥吉拉系列已經是家喻戶曉的傳奇怪獸,說牠是地球的守護者,同時也是人類的破壞者,在各種不同系列電影和動畫中有著不一樣的外貌,但在哥吉拉眾多電影和戲劇中,唯獨這部動畫讓我第一次感受到離哥吉拉是如此的近。
此部以鋼彈宇宙的一年戰爭為故事背景,聚焦在地球戰區的歐洲戰線,並以「吉翁軍」為故事主角推進故事,一年戰爭的11個月經過之後,吉翁軍再一次行動中意外中路了聯邦軍的埋伏,好在押後的主角開著薩克前來營救,但沒想到收復營區後又被聯邦反殺,一隻「白色惡魔」打的吉翁節節敗退,最後不得不退出地球戰場返回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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