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進書店或圖書館，循著書架標示或索引編號，來到「教育學」的區塊，你抽出一本「教育哲學」。
這本書有好幾本複本，說明了它應該頗為暢銷，或是經常被借閱。如果是放在圖書館的書，也許書皮已經被翻到有不少明顯的破爛，可以看到館員細心的用膠帶修補過。不過沒關係，因為太多人借的關係，旁邊就有一本嶄新的複本，是今年剛補的第十五刷。你感到久違的放心。因為能夠在書店和複本一起像衛兵一般昂首挺立在書架上，或是印到第十五刷的圖書館熱門借閱出版品，不會是隨隨便便的著作。這是一本頗有權威名望的教育哲學。
你拿著書皮還光滑得發亮的新書，走到一個人比較少的地方席地而坐，就在「攝影」那櫃書的前面，或者是「運動休閒」的書櫃前，背靠在一整排「西洋棋入門」和「太極拳肌肉詳解」上讀書。不會有人在夏天的午後到圖書館找西洋棋譜，或是研究打太極拳時哪條肌肉是怎麼伸展的，你現在可以無所罣礙的讀這本教育哲學。
我曾有過和上面的情節極為類似的經驗。
在我高中的時候，我就對自己當時的學生生活感到很疑惑：我是在受教育嗎？我在學校遭受到的待遇，怎麼都和我在書上看到的教育應該有的樣子不一樣？
從高中到研究所，我都一直渴望能在圖書館找到一本書，能解答我心中對「教育」與「學校」的疑惑（註一）。
我也確實曾在一些教育哲學書籍中被感動過；然而感動是一回事，教育與學校教育之間的本質性差異不會被感動填補起來。在現實生活中，表面上掌管學校教育的那些人，從老師、主任、校長，一直到教育局、教育部的官員，這些人，照理說每一個都曾讀過那些感動人心的、具權威名望的教育理論書籍（因為國家考試都有考）。
可是我們的學校教育卻不曾因為教育主事者讀過什麼很厲害的書就有改變。
這樣一想就通了。學校教育不是教育哲學理論能處理的問題。
更何況，那些「暢銷長銷的教育哲學書」能告訴給讀者的，只不過是一派又一派的教條。教育即圈圈、教育即叉叉；根據某某主義，教育應該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教育哲學書籍裡的這些圈圈叉叉和如此這般，從來不會成為教學現場的指引。你聽過有什麼學校在計劃書引用杜威、盧梭、皮德斯嗎？我只聽過引用教育部法規和評鑑項目。
而且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一旦教育哲學伸手觸碰了學校教育的問題，它也必須面臨自我認同的危機。
教育哲學有一些模糊的分支，道德教育啦、情緒教育啦、美育啦……林林總總的。但是這些論述不會插手實務，諸如一周上幾小時、怎麼教學、測驗方式……等。
在Paulo Freire《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三十周年紀念版的編者導言裡，有一個很有名的笑話。在某場Freire的國際研討會上，主持人說，為了實踐Freire的「對話（dialogue）」精神，我們現在每人輪流拿麥克風發言兩分鐘。
沒錯，就連「對話」都能被這種方式應用到現場了，你很難期待教育哲學有什麼實際的功能。杜威說「教育即生長（education as growth）」，那總不能要老師從學生頭上澆水吧。順道一提，如果整個教育學領域的書籍，只能選一本推薦給大眾的話，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選《受壓迫者教育學》。只可惜師大教育系從大學部到博士班的課程，好像還沒有看過哪一堂課選這本當必讀的。
從這個地方或許也可以順便談談最近的文言文課綱爭議。
其實無論是文言文，還是從以前至今所有的所謂「教育爭議」（現在我們知道，應該開始使用「學校教育爭議」這一詞），不管是什麼議題，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這樣的：
那些努力爭取曝光的陳抗者、媒體前的發言焦點人物、敵對陣營的要角……都不是教育學界出身的人。
我上一次知道教育學界積極在做陳抗與上媒體發言，應該是去年的此時，有風聲說要刪除教育行政高考的教育哲學科目。其實我是覺得把教育哲學刪掉，真的不會怎樣，反正我們的學校教育又不會因為教育行政人員讀過教育哲學就變得更好。
「校長，Peter McLaren說要在校園內組織革命，是否應該在第九節開一堂校園革命課？」「你白痴嗎？」結果大概會是像這樣的對話。
總之我們發現到，在文言文爭議中，出面的都是國文系、中文系的中學老師或學者。歷史課綱爭議、公民課綱爭議，再擴大範圍到各種學校裡的問題：建中生假冒同學採訪、高中園遊會扮納粹、社團文宣被禁、北一女新生自殺……很多很多的學校相關爭議新聞，沒有哪一次，看得到教育學界的人站出來喊聲，法律系、社會系、政治系的倒是不少。
但我也不是太意外。因為對於什麼東西有足夠的價值放到課綱裡，成為全部學生都必須學的知識，教育學本來就無能為力回答。
一旦我們試圖去建立一套標準來篩選官方知識，這套標準就永遠有被質疑與挑戰的空間。部分數理自然科目表面上在這個爭議上逃過一劫，其實只是因為他們的紛爭比較沒那麼明顯而已。真要說的話，高中數學也可以選擇不教算幾不等式，自然課本也可以跳過光學。我現在不僅忘了算幾不等式，也不知道彩虹是怎麼形成的，還不是活得好好的。算幾不等式和光學從課綱裡刪減，和文言文被刪減比例，從教育學來看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因為所有課綱問題都是權力鬥爭的偽裝。也許哪一天世界物理學會有一半以上的幹部都是光學專家，我們的中小學生就會花十二年研究彩虹也不一定。
這些主張文言文要減少或增加比例的、主張把中國史放入東亞史或獨立軸線的、主張教育哲學要留在國考科目的......這些人真正關心的，說到底只是自身的利益。也許不是立即地為自己帶來好處，也有可能是為自己認同的群體爭取利益。
就教育哲學被刪除這個例子而言，可以想見的是未來大學中的教育相關科系都不大會再聘用教育哲學專長的博士；文言文比例減少，專長古典文學的教授可能面臨選課人數太少流課的情況，因為進中文系的學生都去選現代文學了；中國被放入東亞史，那些有大中華一統意識的就心焦如焚，其實他們的心情跟我看到藍地黃虎旗沒能在國家慶典冉冉上升的心情如出一轍。
權力與利益的鬥爭是貫穿社會中許多層面的殘酷現實，在學校教育中也不例外。學校中除了課綱還有很多層面，上課時間、教室桌椅擺設、服裝、社團、考試、升旗、打掃......坦白說在我看來，這裡面也沒有教育學能施展的空間，有的只是便於管控的規訓。
當然啦，所有事情要給它安上一個「xx教育」的名目都很簡單（勞動教育、整潔教育、團體規範教育等等），但是只要認真去想它是不是真的有那個價值，足以被制度化與標準化成為大家都要有的，這樣的論證就從來沒有出現過。最起碼，當學生與老師發生關於學校制度的衝突時，論證的責任不知為何總會轉移到學生身上。明明就是訂立規矩的人應該提出理由論證為何一周要升旗兩次，卻反而要學生提出足夠的舉證。
從學生踏入學校的那一刻起，他就置身於權力不平等的網絡裡，親身體會到壓迫、歧視，與不講道理的野蠻。學校不是保護傘，學校是壓榨人的工廠；學生證也不是優惠券，學生證是脖子後方的商品標籤，上面寫著：好欺負。對，學生可以欺負，因為那都是「為了你好」。
（本文寫於2017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