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我正式成為一個遠程工作者,已經接近半年的時間。
在此之前,我ˊ實際已斷斷續續遠程工作了三年。2019年底爆發的疫情像一隻強大的命運之手,瞬間扭轉了傳統的工作模式。於我,原本以為從事銷售,與客戶的面對面接觸不可或缺,在辦公室與同事合作也是最佳處方。然而大浪掃過,浮出水面的是一個我從未想像過的新世界。忽然之間見面溝通不再存在,像是一顆彗星撞上地球灰飛煙滅。幫助遠程協作的工具急遽發展,全面線上的工作新常態產生了。大部分人被迫開始遠程工作,其中有不少人驚訝的發現這是他們理想中的工作模式,包括我在內。
在剛進入社會工作的前幾年,我開始對所處的工作模式產生疑惑:為什麼人必須把每天八小時以上的黃金時間投入辦公場所?員工的時間被固定劃分且買斷,是否合理?
這樣的疑惑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擴大。我很快便厭倦了所謂的工作,無論是長時間處在瀰漫壓力與必須偽裝的辦公環境ˊ之中、日復一日的通勤、或是朝九晚五模式下衍生的低效率與時間浪費.......種種的一切讓我覺得,一定存在著更符合人性的工作方式。
2020年初的時代浪潮隨即也撲到了我身上,刻下我職涯的分水嶺。公司因應疫情宣布全面遠程,我逐步卸下一個個嵌在所謂「工作」整體的元素:通勤、辦公室、面對面協作、固定上下班。轉變也一個個地發生:不再被可能遲到的緊迫感挾持,我每日反而能更從容地早早醒來。原本通勤的時間被拿來固定運動,而一天的工作則在彈性的時間區塊中開始。工作到無法集中精神時,我會起身離開辦公環境,到家附近的田野溜達一圈,或者ˊ到客廳休息,直到覺得精力充足後再回來。沒有意義的會議不必再親身參與並強打精神,而是當作旁聽,有時搭配輕量運動。所有的一切轉變並未讓我降低生產力,同時我的快樂指數卻明顯增加。
春去秋來,疫情逐漸緩解,但遠程新常態已經固化,我成為了半個數位遊民。明白自己喜歡有變化的工作環境後,我開始在沒有會議的時候去咖啡廳工作,有時候也會在不同的城市辦公,利用週末與假期旅行。為何更喜歡這種工作方式?沈澱下來,感覺主要原因為:有選擇與自由。客觀而言,遠程之後的工作環境並不如之前的辦公樓舒適——恆溫空調,無限量飲料零食,高速穩定的網路,均衡營養的三餐,還有健身房與按摩服務。那裏一切都有,對我卻像個無形的牢籠。我喜歡遠程下的原野,更願意遊蕩於廣闊的天地。
這樣的工作型態持續到第三年,公司改變政策希望員工回到辦公室繼續協作,也形成我離開的一把推力。我感謝疫情讓許多公司讓員工採取全面遠程,因為我便順勢加入了這樣的團隊,正式成為一個數位遊民。首先,是將家從上海搬到大理。我住進了半山腰上的一間帶有露台的雙層公寓,每天熱烈的陽光早早將全室映得一片敞亮。就算在冬天,高原的陽光仍帶來強烈的生命與炙熱,沐浴在早晨的光線中做瑜伽成為我幸福的日常時刻。
住在兩千多公尺海拔的山上,我的生活再簡單規律不過。早晨起床享用早餐,然後運動,最後上樓到書房準備工作。工作到一半覺得需要休憩,就開門走到露台上,迎接從背後的山或遠方的海吹過來的風,拉把椅子享受半個小時的日光浴,渾身暖洋洋後再回到書桌前奮戰。晚上六七點,光線逐漸淡去,橘紅的夕陽在窗外的遠方短暫停留,一不留神,明亮了整天的書房忽然就暗下來了。下樓做飯,或是懶得做飯時叫個外賣,迎接寧靜的夜晚。一週裡有一兩個半天,我會把工作從書房移到古城或洱海邊的咖啡館。日復一日,轉眼之間這樣的生活已經五個月了。
我有大把大把的時間與自己相處。大理是許多數位遊民聚集之地,但我生性喜靜,不太主動去成群結隊。我不過是開啟一個自己好奇而渴望已久的生活,在遠方的山野裡一個人生活。我會花不少時間,通常超過一個小時,一路下山走到古城裡。前兩次造訪大理,旅途匆匆,對大理古城的印象就是極度無聊與商業化,如今旅居後的生活卻少不了這個地方。我帶著閒散的眼光走過不經意的角落,踏遍一個個咖啡館,有時走得更遠,穿越一個個村落的農田,與當地的農民、孩童跟貓狗產生交會,不時回頭看一層層的蔥綠海洋,背映著環抱農田與房屋的蒼山山脈,瞬間的喜悅洗刷過我的心田。然後我繼續朝前,一路走到洱海邊上。
我的理想生活是一步步獲得自由的生活。有想法可以去實現,行動呼應內心,人就能快樂,心就會安定——這是花費我好幾年才領悟的簡單道理。在遠程工作的狀態裡,我獲得了更多自己的時間,不是拿來隨心所欲地浪費,而是觀山看海,並探索自己的興趣。這樣的充實狀態激發了我的感恩,讓我更能專心投入到目前的工作,進而少了挑剔與抱怨。
木心說:「活在自然美景之中,人就懶,懶就善。」我想還可以補充一句——不再感覺面目可憎。把內心打開,讓它的聲音流淌而出,並順應它的要求去做。要做的,不過是與自己和諧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