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宜諮；編輯｜張玳瑋
台灣的公共衛生與醫療位居世界領導地位，更有完善的健保制度讓民眾得以享用充沛的醫療資源。台灣人從小就知悉生病和身體不適時可以向醫生求助、看診；但矛盾的是，大部分台灣人只在生理狀況不佳時會積極就醫，卻在心理不適時閉口不談，放任心理狀態惡化，最終落入無法挽回的地步。台灣為已開發國家，追求經濟發展，生活品質更是下一個重要的追尋目標。因此，台灣心理醫療資源的議題，逐漸成為現代醫療的探討重點。然而，令人驚訝與擔憂的是，台灣的大學生成為近年來心理疾病成長幅度最快的群體，當大學生心理不適時，能否獲取如同巷口診所般接近性極高的輔導措施即時協助？大學生向外發出求救訊號時又是否能夠有人接收？
導師制度下 大學導師身兼多職
根據《教師法》第32條內容所示，教師有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以及擔任導師的職責。教師們身為校園輔導保衛戰的第一線人員，學期間除了教課，大學教授也要做研究、發表論文，甚至還得兼顧KPI（關鍵績效指標）。撇除導師的職責，大學教授在學期間忙的焦頭爛額，真的心有餘力可以輔導學生嗎？
「坦白說，從來都沒有人跟我說導師的職責是什麼。」即將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到職兩年的陳昱萱（化名）教授説，系上年資較高的教授、系務會議也沒有特別就導師對於學生心理輔導進行交接，「我是因為系上有教授退休，所以才接續他的導生班，學生來找我大多都是簽核文件、升學輔導。」
導師親自輔導 學生不一定買單
即使大學教師端想多做一點，學生也未必接受。從國小一路升上高中，台灣的教學制度都是以班級為單位，無論是上課還是吃飯、午休，皆在「班級」這個空間內完成，導師每天早自習、午休皆要進班監督學生、進行班級管理，學生與導師的連結自然就多。然而，大學的環境提倡學生自治，校園內沒有固定的班級空間，每堂課的館舍、教室都不一樣，就算每一位學生都有相對應的導師，卻時常有學生讀到大三、大四還不知道導師是誰的情況發生，更別談是否有跟導師見過面。
即使許多學校因此而開設導師時間的課堂，卻不受學生重視，「翹掉導師時間」的情景在大學中屢見不鮮。學生不買單，導師再努力也沒有用，學生與導師的連結最後就只剩請導師簽核行政文件、或是期末的班級聚餐。
「導師跟學生其實大多數都滿疏離的」陳昱萱（化名）教授說，「學生反而比較常找自己熟悉的教授聊天、自我揭露。」如果沒上過自己導師的課、甚至是與導師不認識，學生又怎麼會願意與導師進行心靈交流？
積極盡導師責任 難以克服世代隔閡
大專院校專任教師高齡化，與學生有世代隔閡。（資料來源 /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製圖 / 戴宜諮）
當一個人想要找人聊心事、談煩惱時，不免俗的會找能理解自己、或是與自己背景較相近的人。教授與學生之間的世代差異也是問題，經教育部111學年度統計的數據顯示，大學專任教師有近一半的年齡為五十五歲以上。世代間的隔閡容易在想法上造成衝突，上一世代的人認為現在的學生太過軟弱，動不動就有心理疾病，無法同理學生心情，不同世代間的有效溝通機制很難建立。
就導師制度的現狀來看，導師只剩簽核文件、同意假單等行政上的工作內容，即使有導師時間，學生也未必會出席。導師之於心理輔導的執行力度不一，大多數得靠師生間的「緣分」，不是只有學生，大多數人在做自我揭露時都會找頻率相符的人，就像交朋友一樣，與導師不熟、有世代隔閡，都會讓學生卻步，導師制度的實施效力自然就低。
校園諮商中心 預約諮商要等一個月
「要排到學校的諮商差不多要花一個月」，立法委員吳思瑤指出，現行制度制定校內諮商師與師生人數比至少需達到1:1200。然而，制度已經明顯無法應付實際請況，一個月的時間實在太長，足以讓許多遺憾發生。目前教育部正積極改善，吳思瑤表示在下個會期將積極推行諮商師人數比調高至1:900，讓學生等候諮商的時間縮短。
2022年10月，在立法委員吳思瑤的質詢後，國內新增了10間大學設置心理假，委員認為除了心理假，各大學也應該重視校內心理資源。（攝影/戴宜諮）
諮商師與師生人數比從1：1200調高至1：900，是學生輔導資源的進步，但這項增加校內諮商師的法案，在執行面不得不將大學諮商師人力短缺的問題納入考量。「現在的心理師出路很多元，可以有社區接案、或是走司法方面，所以想進到校園內的更少，而且學校待遇並沒有很高。」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諮商中心主任盧怡任解釋，「所以我們學校校內的兼任諮商師非常多」，就以陽交大來看，校內的專任、兼任諮商師的比例接近1:3。
學校vs校外 諮商師進校園的背後考量
大學內的專任心理師不僅要進行學生的一對一、團體諮商，更有許多校內、系所業務需要處理。「專任老師通常需要辦活動，像是講座、宣導、或是工作坊」，盧怡任補充，「兼任心理師只要在有諮商時間在到校就好」。校內的專任心理師除了諮商、輔導，還有龐大的業務負擔；有別於領月薪的專任心理師，兼任心理師領的是時薪，只需要在有領薪水的時數內工作就行。然而，專任心理師與兼任心理師的聘請制度也不一樣，專任心理師通常為年聘，而兼任心理師簽的合約通常是以月為單位，如此一來，兼任心理師對於個案的追蹤就沒有這麼完善，若是交接不全，甚是可能出現學生諮商的斷裂。
兼任諮商師佔校內高比例，卻有個案追蹤效力不佳的困境。（製圖 / 戴宜諮）
無論是專任心理師業務繁忙、還是校園內待遇不如校外，都勢必造成諮商師不願意進到校園的後果。
從導師制度的失效到校園諮商師的稀缺，都顯示學校應當結合外部資源以彌補當前三級輔導制中處遇性輔導結合不足的困境。「學校可以引入外部資源，像是與鄰近的醫院、衛生局合作，或是一些民間團體，像是張老師。」吳思瑤委員呼籲，「希望大學校長們開始盤點校內的資源、且重視這件事。」
是危機也是轉機 科技世代的心輔資源
藉由心理假的議題，看出了校園心輔資源的危機，然而，社會對於心理健康的逐漸重視，也已經在各個校園內漸漸種下種子，等待開花。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科技補足了許多生活中的需求，心輔資源當然也不例外。像是美國校園校方與民間合作24HR 「我的學生支持計畫」遠距醫療平台合作，讓學生不用到校園內也能享用醫療資源；台灣也有Far Hugs 遠距抱抱平台，但目前跟大企業合作較多，未來或許有進到校園的機會。
此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大數據中心與諮商室共同開發LineApp的「聊天機器人」，讓學生與諮商中心的連結度、易用性更高，該設計中也有心理健康量表，若是學生達到心理紅色警戒，系統就會自動回報給諮商中心、介入關懷，引進科技來避免漏接任何有需求的人。另外，盧怡任透露，陽交大也搭上AI的風潮，正在測試新版的AI聊天機器人，未來有望有效地增加諮商中心與學生的連結。
學生自治發酵 自主舉辦活動關注心理健康
除了校園端的努力，大學內部學生也自治發起了與心理健康相關的活動。像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聯會就曾發起生活節的系列活動，「我們希望在學校這個高壓的環境中，大家可以停下來喘口氣」，陽交大學聯會交通分會福利部長麻筱祺說。以「換氣」作為活動主軸，在校內辦講座、發放生活節限定日記本、美食地圖、以及露天電影院，都是希望學生們能夠在忙碌之餘，仍然重視生活。
陽交大生活節所配合的限定日記本，裡面可以記錄自己的心情、以及壓力指數。（攝影 / 戴宜諮）
冀望未來，台灣社會對於心理健康的重視程度也能同等於身理健康，畢竟，只要是人，就有可能生病，我們能夠對於身體發出的警訊快速處置，那麼心理也一樣，需要充足的資源以及配套，才能讓大學成為一個真正自由且健康快樂的學術殿堂。
本文為專題的第三篇系列報導。其餘報導包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