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捕捉現代世界的複雜性
因作品遭共黨查禁而移居法國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2023），由於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一九八四年出版）改編電影《布拉格的春天》，深受好評，其作品漸為世人所熟知。昆德拉於一九七九年在法國出版的《笑忘書》，分成七部，就技術層面而言，足以寫成七部不同的小說，然昆德拉於《小說的藝術》解釋，如果將《笑忘書》寫成七本各自獨立的小說，他就不敢期望自己能捕捉到「現代世界裡的存在的複雜性」了。
昆德拉直接於《笑忘書》第六部「天使」告訴讀者：「這整本書都是以變奏曲的形式所寫成的小說。一個接著一個部分，都像是朝著一個主題、一個思想、一個狀態進行的一段段旅程，而這個旅程的意識逐漸地消失於遠方。……這是一篇有關笑和忘的小說，是有關布拉格，有關布拉格和它的天使們的。」不過，誠如李歐梵所言，這本看似「支離破碎」的小說，像幾個短篇結合而成，相互間並沒有敘述上的連貫性，既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但還是共有一個結構軸心──捷克的歷史，特別是聞名的「布拉格之春」這個歷史事件。當然，此部小說的結構，也可以說是「非情節性」的統一。（二）對共產黨的批判
「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一九四八年捷克共產政府成立，民眾以為這是全新理想的開端，曾幾何時，政府當局一連串的鬥爭、整肅與高壓統治，使得捷克人民大失所望；到了一九六八年，捷克共黨政府在杜布契克總理領導下，發起自由化的社會主義運動，未料旋即為共產「老大哥」蘇聯的坦克車所摧毀，史稱「布拉格之春」。此後，在蘇聯陰影之下，捷克開始另一波的整肅和高壓統治，無數的知識份子和異議份子被迫流亡他國。如今，蘇聯共產極權瓦解，東歐各國政治、社會業已開放，進入嶄新的歷史階段，但身為「布拉格之春」健將的米蘭．昆德拉，於作品中對共產極權所提出的批判，讀之依然心有戚戚焉。
《笑忘書》第一部「失去的信件」的「我」提到，捷克人民都非常感謝驅逐德軍的蘇軍，覺得捷克共產黨是蘇軍的忠實代表者，於是愛屋及烏地對捷克共產黨產生好感，所以捷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歡呼之下，沒有流血和暴力，輕而易舉就奪得政權。結果接下來的恐怖統治，讓人民噤若寒蟬，尤其蘇聯這個「偉大的世界賦格曲之作曲家」，不能忍受音符們的自由發展，乃揮軍入侵，迫使成千上萬的捷克人流亡他國，留下來的人則或被迫辭職或下放勞改，遭受跟蹤、竊聽、約談、恫嚇等等的政治迫害。
第三部「天使」的「我」，說了不該說的話，被列入黑名單，知道自己被挑出來殺雞儆猴，「我」變成一個誰碰上誰就倒楣的人，如果不想使得「我」所愛的人受到傷害，「我」就必須離開他們。如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主角外科醫生托馬士和攝影家特麗沙，不肯屈服於極權迫害，二人無路可走，也不會獲准出國，又沒有人肯給他們工作機會，最後不得不逃往鄉下，尋求自由自在、沒有使命的「輕鬆」，這真是一種令人心痛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總之，不願說假話、屈膝求饒、投降自白的人，結果就像《笑忘書》第一部「失去的信件」的麥瑞克和親友們，經過一整年的審查監禁，終被法庭判刑入獄。昆德拉的《笑忘書》以諷刺的手法，對共黨威權統治予以極有力的批判。
（三）可悲復可笑
《笑忘書》明白揭櫫本書的主題是「笑」與「忘」。昆德拉於第三部「天使」，利用許多篇幅來闡述什麼是真正的笑，所謂嚴肅的笑，遠遠超過了玩笑、譏笑和嘲笑，「笑」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麼簡單。特別是天使與魔鬼這兩種不同的笑，昆德拉指出，支配世界的兩大力量是魔鬼和天使，但世界上善的一方並不一定要天使佔優勢，所要的卻只是在權力上有某種程度的制衡作用。當天使第一次聽到魔鬼笑的時候，恐慌的天使也跟魔鬼一起笑了起來。當魔鬼看見天使在笑，於是笑得更厲害、更大聲、更開朗了，因為笑著的天使是無比的可笑。總之，魔鬼的笑是真正的笑，天使的笑則是模仿的笑，這兩種不同的笑，沒有不同的字來區別。於是《笑忘書》出現許多可笑的場景，到底是屬於魔鬼或是天使的笑？得由讀者去尋思。
尤其「性」的可笑，昆德拉著力甚深。如第二部「母親」的情婦伊娃，隨著神聖的巴哈音樂，扭動身體，對著卡瑞爾跳撩人的舞蹈；與第一部同名的第四部「失去的信件」，一心想藉由男友雨果幫忙取回筆記本的、流亡西歐的塔美娜，二人正當巫山雲雨時，塔美娜卻集中心力於記載回憶的筆記本上面，期盼雨果這位好人把它們帶回來給她。第五部「LITOST」的屠夫之婦克麗絲汀，愛著喜歡哲學與詩的大學生，溫柔靦腆的大學生渴求她的身體，她卻堅定拒絕了，因為「她愛他愛到怕同他做愛的地步；如果他同她做了愛，她離開他就活不下去了，她會為了對他的想念和需要而活不下去」。這個學生終究還是無法如願，苦悶萬分，自認愚蠢之至，怎不可笑！
又，在集權國家裡，個人的意義早已為官方所界定，私人可以做的，只剩下人生最基本的「性」，藉由性的追求來肯定個人存在的價值，但《笑忘書》第七部「邊境」中，性愛派對居然出現了指導員，使得大家好像照著鏡子，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做一模一樣的事，忍不住笑得肩膀直抖；再者，約翰與愛德維格，他們百分之百的和諧關係是建立在百分之百的誤解之上，後來兩人來到天體營，當赤裸變得順理成章，「性」就完全失去意義了，此豈不凸顯人生之可悲又復可笑？
昆德拉《小說的藝術》曾引用俄國小說家果戈里名言：「如果我們專心地、久久地看著一則好笑的故事，它就會變得越來越悲傷。」適足以說明《笑忘書》對於「笑」的諸多詮釋。
（四）記憶與遺忘
關於「忘」，昆德拉提到，因為歷史事件發展得太快，人類的記憶力也因而減短，事情發生後，很快就遺忘。所以，找回被遺忘的記憶就變得十分重要了。第六部「天使」裏面，幾乎全盲的歷史學家赫布告訴「我」，消滅一個民族的第一步，就是抹煞它的記憶，毀滅它的書籍、文化、歷史，然後找人重寫新書、製造新文化、創造新歷史，不久，這個民族便會開始忘掉它的過去和現在，那麼外面的世界要把它遺忘就更快不過了。第一部「失去的信件」的異議份子麥瑞克意味深長地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作者也不斷地介入小說，強調極權政府迫使人民遺忘之不擇手段，如一九四八年捷克共產黨執政，領袖戈特瓦向人民發表演說，許多同志站在身旁，克萊門第斯同志體貼地把自己的皮帽脫下來戴在戈特瓦頭上，黨的宣傳部大量印發這張演說的照片，四年後，克萊門第斯以叛國罪被絞死，宣傳部立刻把他從歷史和所有照片中洗刷掉，此後，戈特瓦獨自站在發表演說的陽台上，克萊門第斯以前站的地方，只看見一道白牆，克萊門第斯所留下的只有戈特瓦頭上的那頂帽子。這種強迫人民遺忘的粗暴手段令人愕然，卻也有似曾相識之感。
改寫歷史以外，更改街名或豎立雕像，更是強迫人民遺忘的具體方式。以第六部「天使」的塔美娜為例，她出生於蘇維倫街，當時布拉格被德國人占領，這條街在奧匈帝國統治時期為「雀諾高斯德列卡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街名先後改成馬歇爾佛虛、史達林、維諾哈拉迪，其實從頭到尾，這都是同一條街；只不過當權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改這條街的名字，目的就是要用洗腦的方法使人變笨。昆德拉以諷刺的筆調說，布拉格四處遊蕩著紀念雕像之鬼，它們是被捷克維新運動所砸爛的，被奧地利反維新運動所砸爛的，被捷克共和國所砸爛的，被共產黨所砸爛的，甚至史達林的雕像也被拆了，全國數以千計列寧的雕像如雨後春筍般地豎立起來，以取代那些被毀了的雕像，昆德拉如此形容，「它們長得像廢墟上的野草一樣，像一朵朵憂鬱的遺忘之花」。因此，作者得到以下結論：布拉格是一個沒有了記憶的城市。怎不令人反思？實則其他極權統治下的國家，何嘗不是如此？
布拉格之春鎮壓事件後，「知識份子」在統治者眼中，成了一種「多餘的東西」，這種人的雙足不是深植於地上，而是浮在空中，於是這種人當然就應當被離地吊在半空中。至於那些離國出境和被迫沉默或去職的人，像是一隊走進迷霧裏的人群，他們已無影無踪地被遺忘了。極權政府所積極從事的，是把千千萬萬的人從人類的記憶裏抹煞得毫無痕跡，以便留下一個無暇年代的無暇樂園。
《笑忘書》中，昆德拉透過「遺忘」的闡述與筆法，嘲諷著極權統治集團，令人印象深刻！
（五）打破傳統小說架構
二十世紀，捷克經歷了痛苦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遭德國占領，戰後變成共產國家，到「布拉格之春」以迄蘇俄入侵，這成了米蘭．昆德拉內心難以抹滅的傷痛。在類似情況下，其他作家書寫著抗議文學或挖掘社會黑暗面的寫實文學，昆德拉卻拋棄傳統，突破窠臼，針對人生和歷史的荒謬，寫出全新的觀點。論者譚嘉說，讀米蘭．昆德拉的作品，在享受優美的文字語言以及繁複的結構之餘，更深深地被人物內心的律動和具透視性的哲理所撼動。
昆德拉的小說，在形式上打破傳統小說的架構，刻意使用詩意文字，淡化外在情節，認為作者如果自滿於述說故事，小說就會變得平淡。是以昆德拉喜歡直接介入小說，透過人物一再地闡述小說主題，包括他的人生觀、政治觀等，並且樂此不疲，為此一形式而著迷，這也使得他的小說表面上看來似乎毫無連貫性，一般讀者如果欠缺耐心，恐怕難以終篇，《笑忘書》即是很好的例子，雖然每一章都是一首變奏曲，且環繞著「布拉格之春」這個歷史事件，不過，與同以「布拉格之春」為敘事背景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相較，後者成功地交代了托馬士和特麗莎動人的愛情故事，敘事結構相對完整，人物塑造也顯得立體，相信《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因此才會贏得更多讀者的喜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