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發表於2018/8/23
年中看了《三塊看板》（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這部電影後，有點感想，如今得以藉吳睿軒事件發揮。故事裡，美國中西部的一位媽媽因女兒被姦殺而警方未能破案，遷怒警方，先是租鎮外公路旁的三塊看板發言羞辱、逐步升級到放火將警局燒毀，最後由一位先前打壓過她、後來被她收服的去職警員陪同，開車前往另一州去殺一名吹噓在伊拉克犯過案情類似的姦殺案的退役軍人。
吳睿軒的“宣言”
《三塊看板》電影海報
講到“我的權利！”，我卻有一個“世風日上”觀。在早期基督教裡，為信仰受酷刑慘死是往天國的直達車，透露當時人們面對殘酷唯有認命、到天國去討賠償，天國賠償促使殉道者擁抱慘死，且把救世主耶穌當作受酷刑慘死的楷模。待到有“人權”的普遍覺醒，大概是在二戰以後，湧現為猶太人集體大屠殺討回公道的共識，猶太人得以成為“樣板受害者”。人權意識日趨發達自然是好事，受害者意識也隨著擴散，卻很難為之設限、說該適可而止，蓋設限總隨人的主觀而異，例如女權主義祭出“泛強姦論”，說它過火者總不免是“男性中心”立場。
1992年美國出版了《受害者國度》(A Nation of Victims)一書，透露受害者（要求賠償）思想之氾濫：在停車場偷車的竊賊遁走時因慌張至因撞車身亡者，家屬反去控告停車場的經營者“過失殺人”、到速食店買咖啡被熱咖啡燙傷就循法律途徑追索賠償、更有“尼古丁受害者”一邊靠在沙發上抽煙，一面受訪問大談她成功地控告煙草公司賠償千萬美元的經驗。然而，在高爾夫球場被球打傷控告營業者也好、在人家門口踩到一淌水滑倒受傷將物業主告個傾家蕩產也好，總有一個可抓住的“加害者”。如果心中瀰漫“受害感”卻連一個模糊的“加害者”都辨認不了，那麼就在空氣裡隨便抓一個或一大片。
孫安佐案發之時，我想一個在臺灣連做夢都不會想到殺同學的，怎麼入了美國境就隨俗了。吳睿軒案使我改變了這種國別思維方式：不論在那裡，大概都是到了“我們這樣的一個時代”。
【後記：吳睿軒與孫安佐都受到譴責與懲罰，至於那部毫無救贖價值（no redeeming value）的 《三塊看板》，其女主角法蘭西絲·露易絲·麥朵曼（Frances Louise McDormand）與演夥同她去跨州殺陌生人的前警員山姆·洛克威（Sam Rockwell）同時獲得第90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與男配角金像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