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緣起。
我第一次知道約瑟夫.弗蘭克這位傑出學者的名字,來自多年前閱讀庫切的文學評論集,博學灼見的庫切在文中評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並援引了約瑟夫.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種子,1821--1849》、《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難的歲月,1850—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甦醒,1860—1865》、《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的巔峰—1871--1881》(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2022),我開始了蒐集和系統性地閱讀弗蘭克所有的中文譯本。順便提一下,上述這五部煌煌巨著皆出自翻譯家戴大洪的譯筆,我認為戴氏個人獨譯大部頭經典作品的具體業績,給有志翻譯大業的譯者很大的激勵。
今年2月,我得知廣西師範出版了約瑟夫.弗蘭克《透過俄羅斯棱鏡----文學與文化隨筆》一書,立刻訂購了一本。該書27萬字,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當代學者文人(第一至第四章);第二部分:概述(第五章至第八章);第三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九章至第十四章);第四部分:激進主義的困境(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對於這樣的好書,我必須放慢速度精讀才行,目前,只讀完第二部分。
接下來,我要談一點個人的閱讀感想。
首先,我在《透過俄羅斯棱鏡----文學與文化隨筆》序言中,就得到了我亟欲借鑑和啟發的重點了,正如弗蘭克其序言所說:「本書蒐集的文章和評論都與俄羅斯文化、文學和歷史問題有關,是我那部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專著的副產品。」因為這個重要的提示對我幫助甚大,可供我撰寫日本思想文化評論時的靈感與延伸。進一步說,他在評價俄國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的時候,並沒有像文壇慣有的大家樂似的胡亂吹捧,不需要拋灑廉價的政治正確的花炮,而是提出深刻的見解。
例如,他對別林斯基的思想起源做出簡要的概括:「別林斯基成長於俄國文化完全被德國唯心主義所主導的時期。因此,他早期的文章顯示出,他首先受到謝林,接著受到黑格爾的深刻影響。(第131頁),接著,他轉述同為俄國文學專家德.斯.米爾斯基的批評:「別林斯基的語言,繁瑣冗長,平庸粗俗,拖泥帶水……總而言之,他這樣一個重要的作家寫出來的卻是最糟糕的俄語。」而他也提出了精闢的看法。在他看來,「別林斯基的文風充滿激情和活力,當然不會簡練優雅;但是他經常為了在即將到來的截稿日期之前交稿而趕寫文章。因此,他總是耿耿於懷地詛咒迫使他像一匹疲憊不堪、步履蹣跚的駑馬一樣寫作的貧窮。 」(第132頁)。
最後,弗蘭克觸及了一個核心問題,也就是,「俄國的文學的批評從來都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純粹的『文學』批評。因為他們總是被當作一種隱晦的語言進行社會政治論爭的手段。(第134頁), 我認為這個觀點富有啟發性,與台灣作家在戒嚴時期發表文學作品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僅只這相似性的啟示與激勵,即能帶給生活在承平時期的台灣文學評論者莫大的勇氣,因為他們不必冒著坐牢的危險,不必擔憂妻離子散的惡夢,就可展開真誠而深刻的歷史挖掘了。
就此而言,不僅文學評論家,所有廣義的文化思想史家,當他們獲得安全的環境得以全力進行批評,享受專家權威的光環之時,他們同樣必須肩負起還原歷史的責任,沒有責任與良心的知識人,不論時代(政權)更迭,他們都不會得到應有的敬重。(2024年4月24日)
延伸閱讀:
「俄」別林斯基《文學的幻想》滿濤 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9月)
「美」約瑟夫.弗蘭克《透過俄羅斯棱鏡----文學與文化隨筆》戴大洪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