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集中營》｜當我們對無法容忍之惡習以為常

《夢想集中營》電影海報

《夢想集中營》（The Zone of Interest）改編自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於 2014 年出版的同名小說。故事背景設定在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探討戰爭、納粹暴政以及人性的黑暗面。以及，科學的理性如何造就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計畫。

電影的敘事主軸圍繞著納粹德國的高級官員、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F. F. Höss；1901~1947）。霍斯一家與慘絕人寰的集中營僅一牆之隔，一家人如何對尖叫聲、槍聲、哭聲習以為常，在日常生活中以「科學的理性」實踐「邪惡的平庸」。

科學理性的副作用？

《夢想集中營》罕見地從納粹的視角看見集中營的運作，以及戰時之下的德國家生活樣態，但這並不是第一部如此操作的電影。

過往有不少的作品如《兔嘲男孩》（Jojo Rabbit）、《希特勒的男孩》（Before the Fall）、《穿條紋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拆彈少年》（Land of Mine）亦若是。

上述幾部電影，都或多或少地展示了，納粹的官員經常極為理性地解釋集中營的各項設施如何「有效率地」消滅猶太人。一如本片的主角霍斯，他和納粹的高級官員說道

「在標準的集中營運作過程中，每天都會有兩到三列火車抵達，每列載有 2000名囚犯，持續四到六週。囚犯在比克瑙集中營被卸下，並由黨衛軍醫務人員進行『挑選』。男人和女人分開，只有被認為適合納粹奴役的人才被允許生存。老人、體弱者、兒童、帶小孩的母親被直接送進毒氣室。」

由左至右分別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第三任指揮官理察．貝爾及奧許維茲集中營醫生約瑟夫．門格勒與魯道夫．霍斯。來源：維基百科

觀影的當下，不禁讓人懷疑，到底是多麼十惡不赦的人才有辦法做出如此髮指的暴行？然而，實際上，這與現代性所帶來的影響大有關係。正是因為現代性的浪潮，讓大規模的猶太人大屠殺計畫得以可能。

《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是由著名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所著，首次於 1989 年出版。這本書探討了現代性（Modernity）與納粹德國所實施的種族滅絕計畫（亦稱：種族純淨計畫）之間的關聯。

波蘭社會學家鮑曼認為，現代性本身並不是大屠殺的直接原因，但它提供了一個理論和制度的框架，使得這種災難成為可能。來源：維基百科

鮑曼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

現代性本身並不是大屠殺的直接原因，但它提供了一個理論和制度的框架，使得這種災難成為可能。

鮑曼強調，現代性帶來的理性化、規劃化和社會工程化的特徵，對於大屠殺的實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越來越依賴於制度、官僚機構和科學知識來組織和控制社會生活。這種制度化的特徵使得政府能夠實施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將人們分類、監視和控制。同時，現代性也催生了對於「他者」的排斥和歧視，尤其是對於被視為「異己」或「不同」的群體。

在納粹德國的政權之下，現代性的特徵與極端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導致大屠殺的發生。納粹政權利用官僚機構和科學知識，透過對猶太人系統化的迫害和屠殺，實施了種族滅絕計畫。這種大規模的、制度化的屠殺活動，正是現代性的理性化和制度化特徵的一種極端表現。

平庸的邪惡：在善惡邊緣理解人性

德國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她的巨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提出了「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

德國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來源：維基百科

鄂蘭認為，執行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不是一個被狂熱意識形態或受邪惡天性所驅使的怪物；相反，他只不過是一個在極權主義體制下忠實執行任務的官僚成員。

鄂蘭所提出的「邪惡的平庸」正是用來描述艾希曼的行為，她並非針對艾希曼的暴行，而是譴責他缺乏思考、順從和缺乏道德意識的特徵。鄂蘭認為，艾希曼對官僚程序的堅持以及他無法對行為的後果進行反思，使他能夠「順暢」參與大規模的猶太屠殺。

作為一個全程參與艾希曼審判的記者，鄂蘭挑戰了傳統上對邪惡的理解：

邪惡是非個人或抽象力量的產物，邪惡可能源於日常生活的平庸，源自不疑有他的順從，願意在不質疑其道德的情況下參與體制運作。

這場人類歷史上的殘忍悲劇，似乎在這場審判後畫下句點；然而，艾希曼遭到絞死後不到十年，1971 年的史丹佛大學校園甚至再現了「邪惡的平庸」的實驗。這場實驗，正是在心理學界爭議極大的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

時任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於 1971 年進行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來源：NewScientist

SPE 由時任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於 1971 年進行的實驗。目的在於研究監獄環境的權力動態和權威的心理影響。津巴多和團隊招募了 24 名男大生，並隨機分配囚犯或獄警的角色。參與者被安置在心理系地下室的模擬監獄環境中，配有牢房、制服和監視器。

隨著時間過去，津巴多發現獄警開始會對囚犯施行權威，採取更加嚴厲和相當羞辱人的暴行對待囚犯。囚犯遭受獄警的言語羞辱甚至身體虐待，也變得越來越專制和暴政。SPE 本來要持續兩週，但由於實驗完全超出控制，僅六天後就終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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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 的啟示：去個人化、情境、系統

▎去個人化：消除個人，眾生皆然

實驗中的人不使用本名，而是透過假名或是隨機的編碼來命名所有人。來源：維基百科

SPE 中的學生皆不允許使用本名，而是以隨機的編碼命名所有人，包含身上的服裝也全被替換，賦予所有人全新的角色。目的在於忘記你自己是誰、是個什麼樣的人。在 SPE 當中，實驗只過了 10 小時，即有扮演囚犯的學生用自己的監獄編碼（囚犯 2093）書寫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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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創造情境，使其融入

扮演獄警的學生須戴上墨鏡。來源：維基百科

SPE 並非純粹只是模仿，而是再現服裝、氣勢、說話語氣，甚至直接搭建一個仿真的監獄場景，再把所有角色置入。津巴多教授很強調獄警的墨鏡，因為墨鏡可以避免跟囚犯直接眼神接觸，同時也能更加地塑造權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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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賦予權力，放任使用

SPE 中扮演的囚犯被強迫伏地挺身。來源：維基百科

在 SPE 中應證了「權力使人腐敗」。當手中握有權力但是無人干涉時，往往只是讓當權者開始濫用手中的大權。在 SPE 中的獄警，甚至在實驗的第三天就開始對囚犯進行身體上的虐待和性羞辱，但別忘了，不論獄警或囚犯，這些人在當時都還是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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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集中營》與其說是一部電影，不如說是一部紀錄片，透過旁觀的鏡頭窺探在納粹政權下的官僚，如何將人性的惡常態化。他們輕鬆地談論著成千上萬的數字計算，每次的增減背後都是代表著無辜的生命。

我仍記得自己在電影院體驗這部電影時，從開頭至結尾，心理的不舒適從未停歇。霍斯一家的歡樂笑聲配上背景的囚犯慘叫、槍聲四起，畫面和聲音的認知失調不斷衝擊我的感官。

不過，這些觀影中的作嘔感也有著正面的意義，那代表著，我們內心的善良天使正在和邪惡的平庸抗衡。如同當時在觀看艾希曼審判的鄂蘭，我們也正在審判著霍斯的所作所為，《夢想集中營》時時刻刻地提醒著觀眾，這並不對，請你繼續心中的不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