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語課》閱讀筆記

作者：齊格飛‧藍茨
閱讀評分：4 / 5 

💡前言

　　如果作文考試的題目是「履行職責的歡樂」，我們會寫出什麼樣的內容？有些文章可能大談職責的重要，有些可能闡述職責如何帶給人們歡樂，但不知有多少人會針對「職責」本身提出質問。例如：「職責」本身究竟意味著什麼？只要是「職責」就一定要徹底執行嗎？如果「職責」的履行給自己帶來的是歡樂，但給他人帶來的盡是苦難呢？

　　《德語課》就是從這個題目開始：一個名叫西吉的青少年，在感化院被罰寫關於「履行職責的歡樂」的作文。

　　在作文裡，他描述納粹政權時期，一名鄉村警哨站長依照上級指示，前去查禁一名畫家作畫並持續對其進行監控，進而將自身「職責」堅決履行到底的故事。畫家為對抗查禁，轉而在白紙上創作「看不見的繪畫」。警長對此亦窮追不捨，將那些白紙予以全數沒收。

　　儘管戰後禁令解除，但警長依然繼續焚燒畫家的畫作。這使得西吉感到恐懼，對圖畫產生幻視，見到圖畫便覺得它們冒出火光，即將被燒毀。因此他開始將畫家的畫作盜取出來，移送到安全的地方安置。最後他遭到判刑，被移送少年感化院。

📌秩序和優越

「作文題目嗎？很普通，只要願意，誰都寫得出來，題目是：〈誰能服從，誰就能命令別人〉。」

　　警長嚴斯儘管效忠納粹，但並不是罪大惡極之徒。起初，他對執行查禁的命令也帶有些微的遲疑。但他的家庭與職業給他型塑的習性，對他造成了巨大的限制。他家裡的祖輩都是小商人、手工業者與低階職員。納粹的主要追隨者，也多來自這幾個群體，即小資產階級或中間階層（所謂的中產階級）。當時他們對大資本與工人運動都感到恐懼，深怕在失業、通貨膨脹、經濟蕭條等動盪的時代下，原本的可敬地位與井然有序的安穩生活，將會在這兩股勢力的對抗中被輾碎。而納粹則透過民族情緒的煽動、反猶與種族主義等政策，力圖重建德國社會秩序。警長對納粹的效忠，表現這些群體對這種秩序的尋求與冀望。

　　畫家馬克斯曾經救過溺水的警長。他們倆是多年好友。馬克斯出身農家，在補習學校、工廠學習繪畫與雕刻手藝。他早期畫作不斷被美術機構拒絕，同時也被研究所拒於門外，因而放棄尋求美術教職，選擇成為全職畫家。畫作風格偏向鬼怪與自然神力，以藉此再現德國威瑪時期那個鬼魅橫行的世界。評價不一，有人讚賞，也有人認為全都是病態的東西，完全沒有德國人的樣貌。但他仍在繪畫方面獲得高度成就。一九三○年代初期，納粹政權任命他為國家美術學院院長，他拒絕了，理由是對褐色（納粹代表色）過敏，隨即遭到封殺，並退出納粹黨。自此站到現有秩序的反對方，成為文藝圈的反納粹人士。

　　這兩名人物的關係，象徵著秩序與反秩序之間的對壘，並貫穿著整部故事。畫家不願墨守陳規，力圖擺脫限制，違抗秩序，爭取自由。警長則亦步亦趨、循規蹈矩，維護既定秩序，絕對地服膺於政權體制。

　　警長不斷強調，法令是為所有人制定的，全都得服從，畫家也不能例外。這使他們之間形成了某種弔詭的關係，即警長認為其他人沒資格成為例外，那是因為警長自己也沒辦法成為例外。警長缺乏反抗納粹體制的本錢和本領，他不像畫家那樣享有名氣，受到國外人士的看重。同時，警長又被畫家救過，使他似乎總感到比畫家還低一等。這在警長身上形成了雙重妒恨，使他必須透過某種「報復」手段才可取得優越感：由於他自身無法反抗而只能服從體制，所以當然必須將別人也拖下水；而他的查禁、沒收畫作及對畫家的監控又是在執行國家的命令，所以畫家當然必須得向他低頭，不得抗逆。一如感化院裡某篇作文題目的呼應：「誰能服從，誰就能命令別人」。

　　這種報復與優越感的建構，來自於位階落差及自卑感的反向操作。而納粹政權作為秩序、作為依憑、作為靠山，正好從外部為這項操作提供了機會與條件，就像警長在執行任務時一再重複的說詞：「查禁令不是我想出來的，這是柏林做出的決定」、「柏林來了決定」、「我無非是盡我的職責而已」。這種反向操作就好像當時的德國作為後發先進國，對歐洲列強進行兇惡殘暴的攻擊與反撲，並藉此申明：這回該輪到我做莊了。

　　於是這名「做莊的」警長想方設法要告發畫家。當畫家後來被逮捕時，警長隨即升起一股優越感，因為這象徵著警長認定的秩序獲得勝利，意味著警長終於翻轉與畫家之間的高低位階。但畫家並不承認這種位階的變更，也完全無視警長的號令，而且只是對這種位階遊戲感到輕蔑，這才讓警長更加咬牙切齒，並加深他們之間的決裂。

📌慣習的延續性

　　戰後禁令解除，警長嚴斯依然持續焚燒畫家的畫作。理由是：一個人必須忠誠，盡守自己的職責。他對查禁及與監視畫家作畫這件任務的執行，為何會有如此地偏執？這乍看之下，可能有點不可思議。但如果從「嚴斯們」的經歷與社會關係來看，或許比較能夠理解。

　　他們生於十九世紀末，正值德國崛起時期。他們經歷一戰，但德國戰敗給他們給來了慘痛的經驗，包括巨額賠款、經濟重擔、後進國的地位焦慮、被污辱的民族情緒。對他們來說，效忠不只是效忠，而是重返德意志帝國及其民族榮光。故事裡的一些情節充分表現「嚴斯們」的民族立場，例如：研討會上關於德國軍艦與武器的展示、德軍砲彈擊落敵軍的勝利場景，對義大利投降一事的唾棄，對保衛「故鄉」的執著，甚至戰爭後期聽從上級號令組織「人民衝鋒隊」負責「保衛公路」。

　　對他們來說，那些小資產階級、中間階層特愛的信念，即勤勞、勤奮、循規蹈矩、忠誠、服從、秩序等，構成了他們心中的德意志民族，因此那才是正道，用警長的話來說：「有用的人必須懂得服從」。相反地，與秩序不同路者，當然也就沒資格存在，必須被消滅。

　　例如：警長太太將女兒的男友趕出家門，因為他是音樂家，是所謂「不務正業」的吉普賽人，而且疑似患有癲癇，警長太太對此表示「我們家裡不需要病人」——即使她自己在說這話的前一秒才服用了鎮定藥。有位老藝術家因為畫廊被查抄，暫時寄住在畫家居所，而警長太太對那位老藝術家也有意見，認為他「無家無業」「是個沒有根的吉普賽人」「不愛工作」。西吉協助找尋收容所走失的兒童，警長太太也叫他不要靠近收容所，並指稱那些兒童「是些沒有用的東西，是我們的負擔」、「只會給我們帶來不安」。在生物課，老師也直接灌輸「強者生存、弱者淘汰」、「沒有價值的生命應該被消滅」等優生學教義。

　　而畫家，他正正是秩序的脫隊者，中間階層尤其不能接受這種非上班族的生活是一種「職業」，其畫作被更評為幽靈蠱惑、畸形古怪、墮落藝術，畫中既不講德國話也不屬於德國畫，只有外國人士會喜歡。警長太太甚至認為，禁令對畫家是好事，因為這可以讓畫家恢復原本的面貌，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方式中來。

　　但從前不斷被拒絕的畫家只能走向拒絕秩序。因此，在「嚴斯們」看來，畫家及其所代表的群體，無疑是一幫國家的叛徒，無用之人，就像查禁令上寫的那樣：有害於國家。這種認知早已深深地銘刻於他們的習性，再加上畫家對秩序的反抗，使得他們為維護其認知體系避免崩塌，因此變本加厲地更加盡忠職守，更加不能退讓，導致這種習性與忠誠延續下去。

　　於是，嚴斯的繼續「焚畫毀藝」逐漸變成一種慣習，因為他必須貫徹自己的「真理」，一如他自己所說，即使情況發生變化，但仍有一種「認可的職責」。這令他感到得意，並且沒有任何悔意。因為幡然悔悟表示他必須向敵人低頭認錯，認同敵人對秩序的蔑視，從而致使自己面子掃地，並將再度使自己矮人一截。所以當他得知女兒曾給畫家當繪畫模特兒時，他大為光火，因為這不啻是遭到女兒的背叛。所以，當畫家告誡他禁止繪畫的時代已經過去時，他仍然敵意滿點，反問這是不是在對他進行威脅，要把他槍斃？

　　他就像西吉所說的那樣：從不忘記自己的任務，向著自己命運的死胡同走去。

　　如果我們覺得這種人物的特性難以理解，那我們或許也可以想想我們自己。我們同樣經歷過政治禁令，後來禁令也解除，但人們內心中的戒嚴要能徹底解除，可會只是一朝一夕？譬如說，解嚴至今三十幾年有餘，但許多人依然認為勞工抗爭、爭取權益、罷工是不正當的行為，不是嗎？有些人甚至認為，罷工者被抓捕、被開除也是天經地義的，不是嗎？他們完全沒有深入瞭解認識事件的打算。今日的嚴斯們，從各方面為資本家維持「秩序」，透過各種方式壓制勞工，以履行自己的「職責」時，不知是否也因此感到歡樂？

📌紅色歸紅色，褐色歸褐色

我不聲不響地坐著，設想她怎樣去整理這些碎片：紅色歸紅色，褐色歸褐色。白色屬於哪裡？灰色有什麼作用？

　　故事中，畫家的思想與幾幅畫作也表現了時代特徵。例如畫家曾出版《色彩與反抗》，在畫作上試圖追尋自由解放，說明事物的動態、變化、游移的重要性，並提出觀察即揭示，主張藝術應建立對事物的警覺性。畫作〈製造雲霧的人〉的內容是不可遏止的褐色如浪濤席捲而來並吞沒全景，暗示當時納粹對整個社會的壟罩與侵蝕。

　　而〈穿紅大衣的人〉這幅畫作，則是一名紅大衣男人試圖取悅年輕人，但卻引起後者的恐懼，一種綠白色的恐懼，使後者只想設法逃走。紅大衣男在畫面上是倒立型態。這個倒立型態似乎也暗示納粹黨剽竊社會主義的詞彙理念，造成一種顛三倒四、張冠李戴的印象，讓人產生錯覺，誤以為納粹黨——全稱「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是勞工階級與中下階層的政黨。

　　然而事實上，納粹是以其極權政體與民粹動員，遏止工人階級的組織及政治行動，並扼殺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階級在日常實踐民主制度的可能。於是在故事中，我們也看不到任何工人階級的身影，工人階級與德國共產黨的反法西斯行動在劇情中是直接缺席。這使得小鎮的人物大多是被綁在民族主義的馬車上，而缺乏聯合起來反抗納粹的基本條件。人物之間儘管互有關聯，但有時卻帶有迷離的孤立感。

　　因此，儘管〈穿紅大衣的人〉後來被撕碎了，但關於它的色彩重構問題，卻不是以工人階級或社會主義的觀點提出，而是一種重新拼湊整理畫作時的獨自思考：紅色歸紅色，褐色歸褐色。白色屬於哪裡？灰色有什麼作用？

　　這或許是作者有意為之，試圖讓人們能夠開始「對自己進行自覺的認識與反省」，並反省德國那種的集體主義凌駕個體，個人向國家絕對服從的傳統。一如本書作者最後針對服從、針對職責的偏執所提問的：「為什麼他們在半途不能回頭，並去思索另一條更好的道路？」

　　至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當時的德國學者班雅明會反思秩序對人們施加的同一性或服從性等問題，並為了與之抗衡而提出「辯證意象」的概念：暫停當下，並與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現存社會制度與歷史觀決裂，進而開啟另一條時空世界的可能。

⚡小結

　　本書讀來有一種非常沉頓的感覺，場景畫面如臨其境，彷彿身旁刮起了那些乾枯的海風。故事對於人物的關係，時代在它們身上刻下的印記，做了相當扎實的描摹。其中比較可惜的是，書中較少描述納粹時期不同勢力的關係，例如工人階級的面貌、不同政治及藝術群體的立場。

　　在人物方面，書中對畫家本身的描述也少了一點厚重感，他的某些經歷有點不足以說明他後來的轉變。不過警長的形象可說塑造得相當極致，他對於「盡忠職守」的偏執已近乎病態。所以，西吉在感化院裡也針對這點向院長提出了反詰：社會與感化院都只說青少年難以管教，但老人難道不需被管教嗎？有誰去請警長反省「職責」問題並對他進行治療了嗎？

　　這個關於「職責」的問題直指故事核心。但作者卻沒有再針對實際社會情勢，以及不同社會體制下的「盡忠職守」做出對比與討論。這或許是可以再補充的面向。

　　總的來說，本書關於職責、秩序、服從、集體凌駕個體等問題的探究，無疑帶給我們深刻的體認，也讓我們更加自我警惕、注重自我反思的重要性。但如果只有這樣，可能還是不夠的，因為我們同樣也知道，另一條道路或許並不只是個體或集體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如何聯合起來反抗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