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宋自建國初期，有鑑於五代十國的政權更迭快速，藩鎮勢力過大……因此採取強幹弱枝的政策，養了眾多的軍人，然而不敢重用；用了諸多的文人，卻又優渥過頭（史書上稱為之冗員、冗兵），因此中葉即出現了重大的財政危機和國防危機。熙寧年間，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發動了旨在富國強兵的變法運動。所有的變革都源於對現況的不滿，亟欲有所改善，然而也一定對既得利益者造成影響；而且為求成效，也一定有操之過急，忽略細節等狀況的發生。蘇軾早在應制科時，就曾在策文中表露過變法圖強的想法，但他不贊成王安石的急速求成，認為應該穩紮穩打。在目睹變法的一些弊端後，他兩次上書神宗，表達反對意見。在受到變法派的打壓後，申請外派，之後多年在外任職，看多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因而將變法新進人員的輕率所造成的弊病，形諸於筆端。
「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發生於宋神宗元豐二年(西元1079)年，當事者是當時的文壇泰斗：蘇東坡，是北宋最著名的文字獄。當時朝庭政局已發生了許多變化，當年吵得熱火朝天的變法派和反對派的核心人物都已先後離開了朝庭，王安石三年間兩次罷相，閒居南京；司馬光則閉門著書，不問國事。
宋神宗是決定者
宋神宗已從銳意改革的年青人變成了較為成熟老練的皇帝，變法已經進入攻堅階段，在神宗的堅持下變法已經成了國策，對反對的聲音也從以往的放任、容忍，轉變成是對政策的質疑和反抗，更是對皇帝的不敬。因此，對蘇東坡的意見也從原先的容忍和欣賞，慢慢的轉變成不耐—為何不能深體朕心，替朕分憂，而只會謾罵攻訐。然而蘇東坡並未體察覺到這種細微的變化，他依然隨意發表對變法的負面看法。許多文章都提到小人文丑對蘇東坡詩文的惡意曲解，然而，如果神宗如若還像熙寧年間一般欣賞容忍蘇東坡，應該是不會有「烏台詩案」的發生的。（領導者決定了政體的走向和媒體的走向，這種現象現代跟當時並沒有什麼區別，這也是讀史可以以古鑑今的原因。因為人性是類似的，沒有什麼古今之分。古代有所謂的兒皇帝，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古代有漢奸，現代就沒有了嗎？古有文字獄，現代就沒有了嗎？）
我們會不會被左右
余秋雨文筆甚佳，著作本本暢銷，但也頗受小人攻訐之苦，在《山居筆記》一書中，有一章題為《蘇東坡突圍》講的就是「烏台詩案」，其中對攻擊、侮蔑蘇東坡的那些小人著墨甚深，然而在一一點出那些小人的姓名以及所用技法之餘，並點出此案的始作俑者為古代最著名的科學家沈括。他認為沈括應該也是出之於嫉妒蘇氏之才吧？（我看的資料中，許多都提到此點，包括維基百科，問題是時間對不上，維基百科中說：「熙寧六年(1073)沈括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身份到兩浙路巡查新法實行的情況，看到蘇軾的詩稿，認為涉嫌誹謗朝政，便上呈神宗。但沈括的意見當時並未特別受重視。」「烏台詩案」發生於元豐二年(1079)中間差了六年，余秋兩認定沈括有嫌疑，乃因當時的有一私人記錄提到此點，然而，除此之外，此說法都沒有其他人提過，連當事者的蘇東坡都未提及。我要說的是：不管是多麼荒誔不經或者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只要有人說了，就會有人信，說多了，信者多了，沒有也變成有了。（你會說：如果沒有為什麼人家會這麼說？如果不是這樣，那當事者又為什麼不出來說明？當事者出來說明時，又有人會說，如果真的沒有為什麼還要特意出來說明？可見不會沒有。而且，對某事的說法越荒誔，出現在媒體上的機率越高；你看到這中間的吊詭了嗎？）
